梁京：中国模式深陷困境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已经让中共政权狼狈不堪，陈光诚的成功出逃，更让中共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地位。中国模式不仅风光不再，而且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为全球的笑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丑闻生产大国，来自中国的丑闻，频繁地通过各种媒体，成为全球亿万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是，指望中共因此而积极推动改革，尤其是推动政治改革，却并不现实，因为中国模式已经陷入了极其深刻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困境之中。不能理解这种困境的人，总是倾向于把改革的困难归咎于既得利益的强大和中共领导人的道德缺失。这固然符合事实，也是有道理的，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难以推动。

从薄熙来和陈光诚两大事件揭露出来的事实来看，在中国模式下权贵和平民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在物质上存在天壤之别，而在精神上却有著相似的困境。困境之一就是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都面临著金钱的巨大诱惑，都被金钱搞得六神不安。如果说毛泽东的文革把人性之恶充分地召唤出来，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则把人性中的贪欲充分地召唤了出来。如果薄熙来夫妇没有聚敛如此庞大的财富，海伍德的谋杀案就不可能发生，薄瓜瓜也不至于走上浪荡公子的邪路。如果中共没有如此巨大的财力，也就不会有一年几千万的维稳经费雇用如此多的流氓打手来监控陈光诚，让如此多在低层挣扎的人，为了生存而出卖良知。

贪欲横流导致社会的普遍腐败，带来了另外一个困境，就是做好人和好事特别难，因为做好人好事，在当今中国很容易挡住别人的财路。薄熙来和陈光诚的例子表明，这一点对权贵和平民都适用。薄熙来夫妇之贪由来已久，但在“重庆模式”出现之前，并无大碍，倒是在薄熙来真为穷人做了几件好事之后，反成了中纪委的重点目标。至于陈光诚，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很难想像国家会动用如此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来对付这样的大善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善人实际上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

一旦用国家机器来推动贪欲，必然导致滥用暴力，从而出现普遍的官逼民反。中国模式并没有改变这个传统的中国逻辑。但是，由于出国和移民的自由大大增加，也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道德压力也大大增加，中国当局学会了使用所谓“低烈度”的暴力。这种“低烈度”的暴力虽然成本高昂，但也把更多的底层人群卷入了“维稳”的既得利益。

王立军事件和陈光诚事件还表明，中国模式的改革困境还有国际因素。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社会一方面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中国的“低人权”状况很反感，但在经济上却从中得到好处。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现在不愿趟中国的浑水，因为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使得中国“温水煮青蛙”的困境，更加难以改变。

总的国际环境不能说对中国不利，中国的国力和军力也达到了近代以来未有的水平，但中国的当权者和民众却多有一种无力感和惶惶不安的末世心态。这个基本事实解释了中国模式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远远落后于已经改变了的内外环境。

我不怀疑温家宝以及许多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有真诚的改革愿望，我甚至不怀疑胡锦涛也有改革的愿望。但是，当权者有改革之心并不等于就能够推动改革。推动改革的政治领导人必须有新的价值和理念，有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能力对公众表达出这种新的价值和理念来动员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可是从这次处理薄熙来和陈光诚事件中，并看不到这种新的价值和理念的表达。

有传言说，江泽民对薄熙来事件做出了“建立法律高于政治利益”的表达，如果这是真的，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理念突破。但即便如此，我也很怀疑江泽民有力量实践这个理念。我的理由是，中国政府手中的钱太多，中国权贵聚敛的钱太多。只要这些钱没有被折腾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很难能跳出迷信权力和财富的文化陷阱。这也是温家宝难以推动改革最根本的原因。

梁京，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