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3日星期五

哈维尔、道德、无权者及我们

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哈维尔《政治、道德和教养》

  哈维尔,一位我尊敬的智者和战士离去了。

  作为纪念和哀思,我认为,梳理和思考他的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读《哈维尔文集》,我最深刻的感受不是专制统治下的极度恐惧和悲惨,就像《一九八四》、《格拉格群岛》,或者《夹边沟记事》所描写刻画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景况,而是身临其境的真实的生活。那些著作所描绘的情景,虽然令人震撼,但对于绝大多数人,就如我一样不会有亲历之感,也就不会产生切肤之痛。对我们而言,它们就像遥远的故事,我们只是阅读者,我们会因故事里的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出强烈的怜悯之情,却很难产生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现实中,我们也许更需要的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剖析,找寻改变命运的答案。因为,那种上述作品所描绘的恐惧“仅仅扮演着一种极度的威胁,而主要的压力则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哈维尔《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在《哈维尔文集》中也很少论及各种各样的主义,哈维尔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述极权统治以及生活在谎言中的人民。作为个人对这种生活的反抗,他提倡生活在真实之中。读《哈维尔文集》,你一定会发现,其中使用最多的词汇是“道德”。他论述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似乎想用作为人应有的品质来反抗极权统治对人性的扭曲,从而形成反抗极权的真正力量。他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说:“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当这些品质被扭曲,就意味着社会被改变,因而作为反抗,人民就应该坚守这些品格。

  虽然,很难说这样的方式会有多大的效果,这也是许多人对哈维尔的观点表示怀疑的原因。但当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正被种种不道德的行为侵蚀和威胁的时候,——就像我们越来越感到生活在日益严重的污染的环境之中,生活在无法摆脱的“地沟油”“三鹿奶”“瘦肉精”“染色馒头”等有毒有害食品忧虑之中,以及不得不在“拼爹”游戏中疲于奔命,每一个人都努力避免被淘汰,同时也拼命地把别人往下踩,……甚至连作为人类避风港的家也不再有安全感,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对“豆腐渣”工程的恐惧和妻子或丈夫的不忠的阴影之下。——也许这就是道德以其反面在向我们展示它的力量。

  当所有的人无法在公共领域取得信任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并将自己囚禁在孤独的自我意识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一点安全感。正如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所说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

  我认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让我们摆脱奴役,获得自由,因为如今我们又被拜金主义所奴役。道德、良知、勇气这些作为人应具有的品格似乎成了多余,恪守这些品质不仅会束缚着我们发财的梦想,还会成为别人笑柄。今天,我们的现实情况就如哈维尔所说的那样,“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

  也许每一个人都像哈维尔所讲述的水果店经理一样,并不真心地爱戴和拥护统治者,甚至非常厌恶它,但人们的实际行为却成了这个制度的维护者,甚至是帮凶。这个社会就如一盘散沙,统治者成功的将反对者消灭于无形之中。

  作为对极权统治的反抗,如何摆脱极权统治造成的道德危机,哈维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在真实中生活。说真话,“从小处着手”,等等。而这些,在我看来,只要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做,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前提条件,唯一的前提就是,你是否愿意。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他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

  或许,很多人对这类观点会产生疑惑,因为这种反抗与人们熟知的、传统的反抗完全不同,他们很难理解。在以往与网友的讨论中,有人不断的问“你要怎么行动?”我的回答是“做有良知的、有道德的人”。对这样的回答,他们往往视为不见,有时候会马上再追问一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不是答案。

  当然,我不否认这种疑惑的合理性,毕竟这样的反抗即显得软弱无力,又看起来遥遥无期。不过我相信这种反抗具有强大的力量,而其力量的根源在于全体国民的普遍认同和参与。事实上,这也并非我或者哈维尔言过其实的异想天开。在今年6月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有关苏联解体,你所了解到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就将苏联解体归功于人们的道德觉醒。当然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件发生都有很多原因,道德觉醒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像文章中所说是必要条件。我认为它还是那场伟大运动的起点。

  就算我们对道德觉醒的作用表示怀疑,那退一步讲,当其他的方式都不可行,或者都没有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自己做起尝试一下呢?为什么非得等别人行动呢?再退一步讲,就算这样做确实没有多大效果,但如果你坚信自由民主的制度一定会到来,那是不是也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今后的幸福生活做准备呢?不是常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吗!

  不得不再说一下一个对我而言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即这些年流行的去道德化和反道德的言论。这些言论之所以能广泛流行,成为很多人意识中的新道德标准,与它们往往是以自由的名义,以权利的名义,以反传统礼教的名义,以揭批假典型的名义、以批判“以德治国”的名义进行有关。而言说者又往往是自己宣称的自由派人士。其结果是助推了中国道德沦丧的速度,同时也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名声。

  而另一些自由、民主人士则喜欢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制度,也许制度的强大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惧,从而不相信个人的有益行动会对制度变革有什么作用,他们虽然嘴里对制度之恶深恶痛绝,但却在思想意识和行动上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因而他们把改变制度的希望寄托在突发事件,幻想着制度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同时他们也把制度的改变,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干涉,所以,每当外国一些发生民主革命,他们都会处于一种临渊羡鱼的狂喜之中,但是却不愿意退而结网“从小处着手”。因为,在与网友讨论时,普遍发现他们骨子里的意识不过是:“现在社会就这样”“不贪白不贪”“不贪是傻子”“要我,也贪”“因为制度是恶的,所以我也没必要做守法良民”……

  我想,有这样的认识,自然就会轻视个人的道德品行。而且当他们发现,良知和道德感会束缚他们的贪欲和恶念地时候,就会感到不适,一旦有反道德的言论出现,就会积极参与。大概这也是这几年去道德化能成气候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如果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认识,却寄希望于掌握权力的统治者道德高尚,做守法良民,这岂不是无稽之谈吗?当整个社会无论官民都是以利益至上,都不愿意做有良知,有道德的人,那改变制度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我认为,作为借鉴和反思,哈维尔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即我们——无权者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实际有深远意义。

作者:俗士,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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