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也谈“五一口号”中的“毛主席万岁”问题

张素华的《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一文(《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否定了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中引述陈友群在中直机关第二组的发言，即“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

　　郭道晖特别注明，他所引用的这段发言，出自当时中直机关的会议简报。李锐 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亲口说的，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中直第五组第32号，1980年11月17日)。而张素华的文章则是查阅了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 号》的原始档案。

　　我先谈一个学术规则问题。

　　从一般的学术规则上说，郭、李文章给出了文献的原始出处，但不完善。因为引述的是一个从未公开的会议简报，严格说，应当再给出完整影印件。《炎黄春秋》刊发李锐文章时，可能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只影印了原件的片断。

　　张素华引用原始档案，严格说，也不完全符合现代学术规则。因为首次引用原始档案，应当给出：一、档案的具体详细保存地；二、档案的卷宗号；三、使用档案的平等条件；四、档案的完整原始照片。

　 　我不是说张素华不了解这些学术规则，而是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学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把有使用档案特殊权 利的学者和一般的学者放在同一个层面评价。我相信张素华使用档案的真实性，但我希望以后具有使用特殊档案权利的中共党史研究者，要对自己使用档案的前提作 出说明，声明自己是以特殊身份获得查阅档案资格的，以保证学术对话的平等权利。

　　回到问题本身，我补充三条另外的材料：

　 　一、1950年5月10日出版，中宣部负责主编的《宣传通讯》，曾刊出1950年4月23日制定的《中央关于纪念“五一”的方法和内容的指示》，其中提 到“在宣传中除依照中央所发口号及关于发展生产的一般宣传外……”，按张素华提示，毛泽东4月21日即修改了“五一口号”，但奇怪的是《宣传通讯》却没有 按照一般惯例刊出这个口号，按李锐文章中说法，这个文件起草过程中可能存在复杂性。

　　二、1950年8月1日出版的《宣传通讯》第2期第6页至第8页，发表了一个“八一口号”，口号恰好也是35条。其中第31至35条顺序排列是：毛主席万岁，朱德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八一口号”是附在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与军委关于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指示》后，另外单独发出的，距离“五一口号”，时间只有两个月。如 果按张素华提到的档案中刘少奇亲笔改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成了后来发表的正式“五一口号”，那么两个月后制定的“八一口号”中，为 何没有延续刘少奇的提法，而还用了“毛主席万岁”？如果这些文件都是胡乔木负责起草的，说明胡乔木在行文习惯中有他固定遵守的规则，而刘少奇的改动并没有 影响胡乔木的习惯，这说明胡乔木更了解毛泽东。

　　三、1957年7月7日出版的《宣传通讯》第9期刊载了《中央关于“七一”刊像、挂 像、唱歌办法的规定》，这个规定注明制定时间是1951年6月。其中第一条规定：“一般报纸在一版右侧刊毛、刘、周、朱照片，左侧刊马、恩、列、斯照片， 均由上而下。”第二条规定：“纪念会场悬挂马、恩、列、斯、毛、刘、周、朱八人照片，排为一列，由左向右(自台下看)。”到了1951年9月，《宣传通 讯》第19期第7页刊出《中央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的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如下：第一排面向自 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的领袖像，即朝鲜金日成、越南胡志明、波兰贝鲁 特……”

　　这条“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的规定，可与李锐“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判断互证。

　　作者：谢泳，系文史学者、厦门大学教授。来源: 《同舟共进》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