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9日星期一

林彪與毛澤東之間確實是路線鬥爭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 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陸續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高瑜:子明你講吧。

陳 子明:好。我們參加這個會是想多聽聽這個事情的當事人對歷史真相的一些介紹,以及一些親身體會和感悟,但是高瑜說也讓我準備一個發言,我想為了不太耽誤時 間,我就說一說我在“九一三”事件以後對這個事情的一個認識框架,我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路線分歧與制度質疑——林家父子的政治區別》。我認為這個事要 分兩茬說,一個是林彪和毛澤東的路線分歧,一個是林立果及其小艦隊對毛澤東所代表的這個制度開始產生懷疑,並且對其進行反抗。而把他們父子的東西放在一塊 來說,這本身就是毛澤東後來包括專案組他們的一個大陰謀,他們為了把自己的政敵弄掉,就把本來不是一件事的事情,硬要說成是一件事。
那麼先說說林彪。

1949 年以後林彪也不是事事都擁護毛澤東,比如說拒絕領兵去朝鮮,在私下寫小條子,攻擊大躍進和反蘇,中央文件裏當然也都引用了。“大躍進,憑幻想胡來,是蝕本 生意,搞得過分,過急了,破壞了個人積極性。對蘇聯,做絕了,絕則錯。”等等。這說明他對毛澤東路線並不是那麼忠於的。但是他懂得“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 台”,所以在公開場合一直順著毛,所以毛才會把他指定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我認為到1969年以後,林彪與毛澤東的路線分歧開始顯露出來了。

林 彪是不是有一個路線?剛才李延明說了,說沒有一個訴之於行動、表達很清晰這樣一個路線,這個我同意。但是我認為,林彪以及陳伯達,以及半個周恩來,他們當 時代表一種回歸常識的路線,如果你這個人是按常識辦事,思維正常,他都會想到這個。就是說他們不否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他們也還記得一句最 重要的話叫“抓革命促生產”。革命既然在九大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那麼自然而然的就應該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應該促生產。這一點從林彪支持陳伯 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叫《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就可以看出來。由於資料的不足,我們現在還不能勾畫林彪他到底說了什麼,既然陳伯 達是林彪在這個時期的最主要政治盟友,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陳伯達來看林彪的路線。1968年1月29日,陳伯達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寫了一封信,信中指 出: “我覺得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大力發展電子工業,大力發展現代化的電子技術、電子器材的工業。……現代化電子工業的發展,將促進我們的工業大躍進,將是在 我國進行人類歷史上新的工業革命的出發點。採用現代化電子技術能夠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產品質量,而且能夠大大節約原材料,這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 的增產節約的要求,同時是實現主席歷來提出的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一項具體措施。”顯然,陳伯達此時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工業大躍進”、“工業革命”、“趕 超世界先進水平”這方面來。1969年,陳伯達在中央會議上批評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時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 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而張、姚則反過來攻擊陳是“唯生產力論”。從這些可以看出符合常識的路線是一個什麼 樣的路線。應當說這個路線是代表了中共黨內多數人的想法的。他們的路線與1962年的劉鄧路線,與1975年的鄧小平、葉劍英路線,是承前啟後、一脈相傳 的。

陈子明

但 是他們完全誤判了毛澤東。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說他們沒有真正的理解毛澤東。我對毛澤東有這樣一個分析:自從“大躍進”失敗以來,毛澤東對於在經濟 上、科技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已經喪失了信心,也失去了興趣。他此時著迷的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來開創自己的歷史品牌,通過製造 “精神原子彈”來震撼世界。那麼他就對工業革命啊、工業大躍進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啊,腦子裏沒有這根弦。對於毛澤東的這個思想,真正理解、繼承和發展 的,只有中國的張春橋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其他的那些人,包括跟著毛澤東這麼多年的陳伯達都沒有理解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所以當毛澤東與林彪談論“由小張接 班”的問題時,林彪才從夢中醒來。

我認為九屆二中全會上這個鬥爭是一場路線鬥爭,而且確實是由林彪、葉群、吳法憲等人首先挑起的。我們看 最近出版的回憶錄可以看出來,他們在九大以後已經頻頻跟江青、張春橋他們發生衝突,他們也是想要回歸到這種常識的路線上來,所以他們聽到毛的幾句話之後, 好像毛對張有一點不滿,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他們動員了大多數中央委員,不指名地圍攻張春橋,企圖把他一舉拿下。但他們不同於堂堂正正對“大躍進”提出批 評的彭德懷,選擇了一個極端愚蠢的話題,說張春橋反對“稱天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這樣,當毛澤東本人出來挺張,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批判“稱天才”時, 反張陣營就不攻自破、土崩瓦解了——因為他們沒有選擇一個好的突破口。如果說1959年廬山會議是一齣歷史的悲劇,1970年廬山會議則是一齣歷史的鬧 劇。文革中“打著紅旗反紅旗”,不論是林彪,還是一部分“造反派”,最終的結局都是成為毛澤東的犧牲品。旗幟鮮明,這是開展正確路線鬥爭的先決條件。

毛 澤東“殺雞給猴看”,先拿下陳伯達,再敲打黃吳葉李邱,想要林彪向他屈膝。但是林彪至死不認錯,中共黨內這麼多人,像這樣的人,只有不多的幾個,前有陳獨 秀,後有趙紫陽,中間是林彪。但是,林彪下了廬山以後,只是停留於消極抵抗,而沒有採取任何反對毛澤東及其路線的積極措施。

這是我對林彪
“九一三”前的這一段的認識。(《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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