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龐觀清
更新於︰2012-01-08
編者按﹕中共著名的改革派政論家辛子陵 先生，去年初因為發表支持溫家寶的言論，受到黨內的壓制和半年軟禁的處分。九月份，辛子陵委托夫人在謝韜追思會上宣讀一篇講稿，竟被指為鼓吹暴力革命，進而遭到無限期軟禁的懲罰。中宣部為何如此害怕辛子陵的文章和演講？本文揭露，因為辛子陵近年有兩篇文章，點中了主流媒體的要害，動搖了一黨專政的兩個重要的理論基石。
一批劃界論﹕一黨專政失去代表多數的群眾基礎
近年以來，辛子陵寫了兩篇令中宣部招架不住、使主流媒體理屈詞窮的文章，一篇是批“劃界論”，一篇是批“三統一”。
政治體制改革風聲一起，主流媒體的寫手們紛紛出來劃清界限：問一問姓無姓資，劃清資産階級民主與無産階級民主的界限。《光明日報》于9月4日 拋出《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華，據說真正執筆爲文的是主導意識形態的一位高官。9月8日 《光明日報》刊登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的文章《劃清兩種民主的界限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提》；同日，《解放軍報》發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長蔣幹麟的文章，要劃清“四個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發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題目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優勢與基本特徵》，也提出了“劃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兩報一刊齊上陣，爲反對政治體制改革造勢。
“劃界”理論是祖師爺列寧傳下來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當時底氣十足地說：“無産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産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産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1]這一理論有兩大要點：一個是階級論，無産階級民主制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坐天下，這是階級的優勢；一個是數量論，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永遠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這是數量上的優勢。列寧說：“無産階級民主制（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正是爲了絕大多數的人，即爲了被剝削的勞動群衆而把民主發展和擴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2]這兩論一擺，反對者只好噤聲。後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産黨以這個爲護身符，理直氣壯地實行一黨專政幾十年。
這一套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執政的時代，人民還是信服的。暴力奪取政權，首領不執政誰執政呢？兩代人的時間，合法性的危機就出現了，三代人的時間，就出現了蘇聯垮臺，東歐劇變，中越等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列寧爲一黨專政打造的“護身符”是1918年發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無産階級民主制和資産階級民主制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根本性變化表現在彼此易位。“無産階級民主制”逐漸演變成了代表一小撮權貴資産階級的政權（如中國、朝鮮），“資産階級民主制”超出了有錢人的範圍，變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權（如美國、歐盟諸國），投票權成了百姓維護自己權益的有力武器。
先說資産階級民主制的變化。16至19世紀，歐洲和美國先後發生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這些革命幷沒有能够立即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理想，歐美等國都曾經有選舉的財産限制，說這個時期的民主僅僅是有錢人的民主大體是不錯的。1883年恩格斯說：“‘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3]由于工人階級的鬥爭，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19世紀末葉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國家紛紛取消了選舉的財産限制，實行普選，美國和西歐國家逐步實行了政黨政治，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中有了一定的席位。當1890年2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鐵血宰相俾斯麥趕下臺，廢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運動的非常法的時候，恩格斯的觀點完全變了。他肯定了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有成效地利用選舉權，是無産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他甚至認爲這是一場“社會革命”。[4]1924年1月，英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個競選上臺的工黨政府――麥克唐納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國和西北歐各國逐漸演變成爲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工黨）帶給資本主義制度的是政策調節，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奠基的。所以從制度上說，這是一種改良，不是革命。但這次改良，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非比尋常，其影響超過了俄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試錯，沒有給人類找到出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使老資本主義變成了新資本主義，使暴力革命變成了和平進化，使社會重大的利益調整出現了雙贏的結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剝奪資産階級，保護了先進生産力，保證了生産率的不斷發展；一方面，政府調節分配，向富人徵收高額累進稅，實行全民福利制度，實現了相對公平，縮小了貧富差距，這是一個資本家可以接受，勞動者也滿意的根本國策。所以恩格斯把這種政策調整提高到“社會革命”的高度來認識。一個既非老資本主義，又非蘇聯式的老社會主義的新的社會制度就這樣産生了。
1945年二戰勝利後，英國工黨政府首相艾德禮領導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主要措施是：礦山、銀行、交通運輸、鋼鐵生産及社會服務性企業實行國有化，使經濟領域中的國有成份達到百分之二十；通過級差明顯的累進所得稅，使社會總收入的五分之二通過稅收由政府實行再分配；實行“全民福利”的社會政策，對所有人實行疾病、事故、年老、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等廣泛的保險，幷對所有人提供免費醫療；中小學生享受免費教育。艾德禮說：“工黨政府正在英國建立一種優于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最好的制度。這種制度叫做民主社會主義”。[5]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麽叫響的。
以上我們說的是資産階級民主制的演變。它一開始是不完善，但它能與時俱進，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列寧在《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曾批評了美國對黑人的私刑，[6]當時確實如此。1963年美國黑人還在聽馬丁·路德·金的演講，要求普選權，要求取消種族歧視。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權，1969年就出現了第一個黑人市長，2008年就選出了第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的祖父是奴隸。資産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基礎越來越寬廣，由代表資産階級變成代表全社會的利益。
中國的無産階級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蘇聯模式的變種，經歷了三代人的時間，歷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說上世紀40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産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污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黨，那麽今天的中國共産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後，已經墮落成爲一個反對民主是普世價值的党，一個貪官“前撲後繼”的黨，一個爲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光明日報》的文章開宗明義地提出“由誰統治”的問題，好極了，我們就從這裏入手，只要一較真就會發現，這正是執政黨的軟肋。構成我們政權的四梁八柱是些什麽人呢？
2006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公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産調查報告》。報告披露：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産相當于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的平均財産相當于一個市民300年的工資。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産階級。
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産（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産）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 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幹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産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其中：廣東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蘇省，172人；山東省，141人；福建省，92人；遼寧省，79人。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這個數字許多文章引證錯了，說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點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爲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幷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7]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8]
現在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論付出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和勞力的沉重代價），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要承認這個失敗，挽救這個失敗，經濟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這個失敗，將是歷史的大倒退。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産黨由窮人党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的聯合政權，經過了毛澤東獨裁統治，向官僚資産階級政權的蛻變。
兩報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體系”對13億人民的統治和剝削說成“是人類歷史上先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它把過去只有少數剝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變爲大多數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廣大人民群衆真正成爲國家和社會的主人”。[9]
這種站在雲端說出來的神話，離開中國社會實際十萬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資産階級巧取豪奪、貪污腐敗的事實面前，顯得那樣虛僞，那樣狡詐，那樣無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到這種程度，連指鹿爲馬的祖師爺趙高都只能自嘆弗如。在推動中共亡黨亡國的問題上，兩報一刊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頭功”。
結論：原來說共産黨是代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民衆的，黨的掌權集團經濟地位的變化把這種代表關係完全顛覆了。“由誰統治”？現在是“5000人的核心體系”對13億人民的統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個國體，一不代表窮人，二不代表多數。一黨專政絕對失去了階級基礎和群衆基礎。
今天的演講主要是批倒“劃界論”。撰寫“劃界論”理論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書屋來跟我辯論，也可以在中央電視臺舉行公開辯論，你們把我駁倒了，我辛子陵從今不再談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們駁倒了，你們就不要再把“劃界論”當作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萬能靈藥，一次一次地搬出來，記住恩格斯的話：老的萬能靈藥已經失效了。
辛子陵向官方理論家們下了戰表，但沒人敢應戰到電視臺跟辛子陵辯論，也沒人在主流報刊上寫出反駁辛子陵的文章來。官方意識形態打了個大敗仗。中宣部理論武庫中維護一黨專政的主戰兵器——劃界論，就這樣被辛子陵打殘，再不敢披掛上陣了。講道理說不過他，于是，讓紀委出面，說他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說他不跟黨保持一致，運用家法，把他軟禁起來。這是辛子陵被噤聲的真正原因。
二批三統一﹕黨官新三光政策，取代人民和法制
辛子陵在謝韜追思會上的書面發言，我仔細研究過。發現要害是那個副標題：《兼評“堅持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是吳邦國的看家兵器。辛子陵一番講話，又把這件兵器打殘了。這樣，爲一黨專政奠基的兩塊理論基石——“劃界論”和“三統一”，就都被辛子陵駁倒了，頑固派如何不急，如何不惱。這件事的看點如下：
辛子陵說：
頑固派堅持“五不搞”，拿出來的對策是“三統一”，所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句話表面看來很全面，很辨證，很和諧。落實下來只有變了質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完全是漂亮的空話,成爲掩護特權和腐敗的遮羞布。
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學習會上說：“當前黨內深層次問題是變質，是領導幹部隊伍變質。”[10]黨要求他們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爲人民服務，造福一方。由于人民無權監督他，制約他，許多地區的“一把手”打著堅持黨的領導的旗號，成了惡霸，成了山大王，把自己管轄的地區黑社會化、山寨化。福建省周寧縣，有一任(1996年至2003年)縣委書記叫林龍飛，實行新“三光政策”：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說到做到了。他與22 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後來東窗事發。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請教吳邦國委員長，全國2800多個縣，像周寧縣這樣的情况不在少數，在林龍飛這樣的縣委書記統治下，怎樣“堅持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統一到林龍飛那裏，他既代表黨，又代表人民，還代表法制，就弄出個新“三光政策”來。歷朝歷代的縣太爺，還沒出過林龍飛這樣的典型。比照吳官正的調研結論[11]，如果縣一級政權有百分之八十的一把手不合格，每個縣會製造多少起群體性事件？這就是去年發生23萬起群體性事件的政治根源。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百姓也已忍無可忍，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根據《人民論壇》“千人問卷”調查顯示，82.3% 的受訪者認爲“腐敗問題突破民衆承受底綫”。
這樣的“三統一”，是不是徹底敗壞了黨的聲譽！是不是在“加强黨的領導”的名義下在瓦解黨！辛子陵擺出這些事實來，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權力要制衡，人民當家作主要落到實處，要有載體，這明明是在救黨，北京市紀委却認爲是“又犯了嚴重錯誤”，保腐敗、拒政改的北京紀委要無限期軟禁辛子陵！
辛子陵繼續說：再看“依法治國”。最近，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被“雙規”。[12]蕭揚在位十年，曾被主流媒體吹捧爲“一個最具平民情結的首席大法官，一個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個最具朝氣的當代法學家”；蕭揚有句名言：“各級法院要以刮骨療毒的勇氣，壯士斷臂的氣概，堅决徹底的清除法官隊伍中的害群之馬”。他曾先後十一次專門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發表講話。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這個穿著黑袍的首席大法官，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竟是司法界害群之馬的頭子。在他的黑袍籠罩下，在原籍廣東省法院系統，尤其是法院執行局系統，培育了多名腐敗法官骨幹，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團，開設了司法黑市，對案子明碼標價，經濟案按數額大小分成，刑事案以案件重輕定價。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案件對他們來說已經完全不存在是非的分辨，犯罪性質的考量，而是辦一個案件能撈多少錢，能索多少賄。在分局、區院抓（或放）一個人，20-80萬元，在市局、市院50-150萬元；判（或少判）6個月50-200萬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萬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萬元，判（或少判）7-10年的300-500萬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萬元。十年來，這個集團累計勒索受賄高達1,500多億元。[13]這就是我們十年來“依法治國”的一個縮影。在蕭揚的操控下，法律的正義性和公正性，蕩然無存。
這篇文章的主題和主體是對“三統一”的批判，强調權力必須制衡，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據說紀委跟辛子陵談話時，不談主題和主體，只抓最後一段定罪。最後一段說了什麽呢？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現在的國家形勢很像辛亥革命的前夜。再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輕慢人民要求和平改革的善意，錯過和平轉型的機會，拿著手榴彈擊鼓傳花，等來的必然是一場新版的“辛亥革命”。最近有人撰文說：“中國當下之急，不是討論如何改良——這跟討論如何在雲端上蓋世貿大厦一樣可笑，而是討論如何革命。討論革命，就是討論如何革故鼎新，如何結束舊的邪惡制度，建立新的正義制度；就是不指望當權者，而是指望公民社會；就是不指望徹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義的暴力。”[15]這是輿情轉變的信號。
紀委指責辛子陵鼓吹暴力革命，有顛覆之嫌。因此要延長軟禁，但不再說三個月至半年，而是無期軟禁。
辛子陵文章明明是提請中央注意，不要“輕慢人民要求和平改革的善意，錯過和平轉型的機會”，現在有人把暴力革命提上了日程，社會輿情開始出現了變化，再不能拖延政治體制改革了。中央領導人看了肯定能理解這個明如白晝的問題，紀檢幹部也不一定是水平低，真看不明白，但不做“暴力”、“顛覆”的曲解，怎樣構陷繼續軟禁的罪名呢！
思想觀念是政治體制之母。正確的民主理論一旦掌握了群衆，就會變成推動民主憲政的物質力量。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必將導致政治體制的變化。這就是中宣部害怕辛子陵的原因。對于辛子陵的文章，中宣部知道是救黨，但救黨就必然導致解决權貴集團（雖然辛子陵一再說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决），他們是代表權貴集團大造輿論，抗拒政治體制改革，擺平全國老百姓的。所以，對辛子陵的文章，既不敢肯定，又不敢否定；既不敢宣傳，又不敢批判。只有組織手段，沒有理論交鋒。他們先是删帖，阻礙辛文的在網上傳播；繼而運用强大的組織力量和政權力量，强迫辛子陵噤聲，讓辛子陵在軟禁中謝幕。把民衆景仰的學者關進籠子，將會造成“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的政治局面。
辛子陵運用歷史和現實的有力論據，否定了列寧的“劃界論”，進而推倒了一黨專政的兩塊理論基石，對黨的民主化轉型，對國家體制的民主化轉型，功莫大焉。但對權貴集團來說，則是彌天大罪。若不是黨內改革派的保護，若不是國內民主力量和國際媒體的聲援，他可能早進了秦城監獄，或被車禍，或被暗殺。辛子陵的命運和政治體制改革連在了一起。北京紀委如何了結辛子陵的案子，黨內外改革派和民主力量以及世界輿論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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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30页
[2]《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8页。事实上，正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俄国十月夺权，从一开始就是党专政－领袖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制只是列宁抗拒批评的诡辩。
[3]恩格斯《反杜林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7页。
[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3月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页。
[5]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见《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
[6]《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7页
[7]辛子陵：《‘腐败黑数’知多少》，《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38～542页。
[8]《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9]2010年9月16日 《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笔名秋石，参与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闫志民 常光民 杨绍华 李传柱 王传志。
[10]中央有党内学习文件下发，《争鸣》月刊公开披露过。
[11]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 《简报》）。邵正祥文章提供。邵老的地址：昆明市新迎小区新德巷28号。
[12]《阿波罗新闻和评论(阳光天下) 》受贿和侵吞1.500多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被双规发表于2011-8-3 07:34
[13]维健：《正义之兽的司法在中国已成敛财之兽》(博讯)
[14]吴邦国在报告中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15]为保护作者，名不具。
（《开放》杂志2012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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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讲话，终身囚禁！中共党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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