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事关转型成败

元旦一过，尽管空气仍旧混沌，但市场对于来年却不乏新鲜期待，1月6日与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是如此。

这一会议在中国金融领域地位不菲，每一次都对应着金融业巨大变迁。第一届会议始于1997年，对应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谓内忧外患，也正是那次会议启动中国银行业改革大幕，也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监管原则，证监会与保监会得以成立；第二届于2002年召开，国有银行业上市重组得以加速推进，银监会也应运而生；第三届则在2007年，其间中国农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改制成为亮点，中投也因外汇投资需要而成立。

也正因此，在近期经济疲弱、股市低迷境况之下，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颇受瞩目。严格来说，本次会议应该在2010年召开，却因种种变局延迟至今，讨论议程也几经变故。从最终出台8项部署来看，与诸多前瞻有所迥异，不少期待落空。

首先，争议颇多的金融国资委未见明文。这一议程其实从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已经引起广泛讨论。随着国有银行的改制与上市，其后境外投资者的引入与退出，金融国资委一直是一个惹眼话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其定位与必要性仍旧模糊尴尬：又一个国资委，还是效仿汇金模式？是一行三会之外的监管者，还是单纯行使国有资产代理人角色？

笔者认为，无论从经济效率还是有效监管角度，金融国资委未必是一个好主意。如果上述争议未能回答，那么也许下一个五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金融国资委仍旧可能悬而未决。

其次，业界热议的利率市场化并未入局，这令人非常遗憾。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力显著提升，当前到了有条件也应该加速利率市场化的时刻。2011年11月末，中国金融业总资产达119万亿元，比2006年末增长149%；2011年9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2.3%，比2006年末提高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0.9%，比2006年末下降6.2个百分点。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老话题，无论十一五规划还是十二五规划，甚至在第三届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之中，都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于与利率市场化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入选十二五规划，却在本次议程中未见提及。

利率市场化为什么是金融改革核心？中国改革已过三十年，基本市场经济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但是涉及关键要素的价格机制却仍旧缺失，譬如能源，譬如利率。价格双轨制之下，必然是体制内机构获得寻租机会，而体制外个体付出高额赎金——中国银行业高得“不好意思”说的利润中绝大部分来自存贷利差，而近些年诸多民间金融乱象不过是利率管制之下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的部署中不乏意料之外亮点。除了投资者看好的“提振股市信心”之外，不少媒体将重点聚焦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事实上，笔者认为这更多出于综合平衡想法。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口号其实是十二五规划之类文件中的老生常谈；本次又一次提出，其意义或许在于暗示，金融改革不是为房地产政策松绑。

金融的根本意义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在识别风险与机会的过程中，促进实体经济的更好发展。也正因此，正如中央银行不会将钞票印刷成虚拟经济专用以及实体经济专用一样，无论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与否，只要设置好正确的金融体系、设置正确的金融参数（譬如利率），金融必然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笔者认为，温家宝诸多部署之中，最值得肯定也最为人忽略之处在于再次肯定了民资开放。“对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这一表态超出了以往诸多文件纲领，如果贯彻得法，事实上对于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建设大有裨益。

回头追问，金融改革为什么重要？对于以投资与出口驱动的亚洲国家来说，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在某一阶段面临结构转变的巨大压力，否则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或许已经到达这一阶段，金融领域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地步。

让我们在再回顾一下所谓中国模式的经济逻辑。之前，由于农村劳动力边际成本（及边际生产率）为零，产能增长只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这意味着，每一分新增资本都可以攫取边际产出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典型表现为农民工，从而保证资本内部报酬率大于零。诸多失败的国有投资仍旧可以被经济增长消化，这也造就了我们今天仍旧享受的“经济奇迹”。

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并非没有尽头，如今步入转折点。随着沿海一带农业就业人口比例降低至26.4%（2009年），这意味着沿海一带即将跨过以农村劳动力获取增长阶段。由于劳动力边际成本不再为零（事实上，沿海一带农民工工薪近年多以两位数水平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明显，投资内部报酬率因此面临降低压力。

按照日本学者青木昌彦的研究，中国目前处于从农村劳动力比例降低导致的增长阶段（库兹涅兹型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阶段（H增长）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又与人口红利降低（乃至消失）重叠，增加了未来增长的艰巨性。

新阶段游戏规则开始改变，需要更有效率的投资才能驱动经济增长。这意味着，金融系统以及资本市场重要性大为提高，其资本配置功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大量宝贵资源仍以低廉价格提供给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譬如地方政府国营企业投资项目，那么将无法保证宏观经济的健康成长，甚至债务与银行危机也会可能接踵而至。从国际经验而来看，在这一阶段往往也是社会各阶层矛盾分化的阶段。如果资源被权贵阶层垄断，导致金融抑制以及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那么该国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大历史角度考察，中国经济之腾飞，得益于市场化红利的释放，这已经是业界共识。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之前，不少人士认为制度红利消耗殆尽，尤其在金融领域难有建树。事实上，正是在金融领域，存在很多领域亟待松绑，不仅事关一时一地经济增长，更有望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成果转型带来动力。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他在那次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改革成败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不可不做，不可不慎。

展望未来，难点有二。一方面在于约束地方政府，尤其是对金融资源的垄断与滥用，另一方是如何在加强监管基础上促进金融自由化，其中包括对民资的开放、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等。尽管计划屡遭变化冲击，但成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一直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主导思路。本次会议也迈出了一步，但是未来更多配套制度改革落实，不仅需要金融体系的自身改善，更需要配合配合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问责、透明机制有序展开。这并不是一条坦途，需要更多勇气与智慧。或许在此，可以借用90年代初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一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 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