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下）

　　如果从这个高度着眼，“倒过来的革命”模式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自己的弱点和将要遇到的困难了。
　　首先，这一模式的中心是革命者政权。因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已经由实际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条件转移到了政权身上，它必须代替本来的条件来自己充当“前提”进行历史创造，所以我们必须假定这一政权能够创造出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但是这一假定一旦接触到实际将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呢？回答这个问题，不由让人联想到普列汉诺夫当年关于革命者过早地夺取政权之结局的颇为有趣的预测。他预言结局不外两种。一种是革命政权自己出面来组织社会化的生产，但由于在实际经济关系和人民心理中都缺少足够有利的准备，于是终将采取强制命令的手段，那时它将不得不“求助于家长制和独裁制的共产主义理想，只是对这些理想作一点修改，使得国民生产不是由秘鲁的‘太阳之子’及其官吏们而是由社会主义者等级来管理”11；另一种是革命政权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宽容地听任他们去作出自己的选择，那时在客观条件的作用下商品关系只会或快或慢地恢复起来，而这样一来在实际生活面前政权就变成了一个“荒谬可笑的社会主义政府”12。这一预测是在与民粹派论战时提出的，但对于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不是也有启发呢？本文认为：是的，只要是在人民虽有反抗旧政权的情绪甚至行动但仍缺少建设新生活的意愿和实际能力的情况下，事情的逻辑结果就总会是这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由此，这一模式必然地赋予政权以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至高无上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而使得全部事业的希望由“客观条件”转移到“主观条件”上来。原因很简单，现实生活中缺少其他可以利用的条件，于是不论当初怀抱怎样的“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的想法，政权命定地要让自己负起全部“主人”的责任来，它要对整个社会变革的性质、方向、范围和速度作出设计；它要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实行全面的管理；进而还要对全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思想领域实行统一的安排和控制……要把如此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管理好，人们就必须假设这一政权永不犯重大错误，它的政策应该永远英明正确，它的管理者们应该素质超群，具备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所憧憬、所设想过的一切智慧、经验、勇气和无私，好似柏拉图心目中的睿智的治国者。但是人们难免产生疑问：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文化水平落后的国度里，如果不是期待天外来客，这样的奇迹到哪里去找呢？而既然很难找到这样一批智者、“哲学王”，又如何达到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呢？还不止如此。这些管理者彼此间还必须意见一致、思想统一，团结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度统一、铁板一块的领导者集团，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一旦他们内部发生重大分歧，则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必将陷入危险之中。列宁晚年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人际矛盾忧心忡忡，视之为对党和国家的极大威胁，而这样的威胁果然在列宁去世后成为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合乎逻辑地，政权既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它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强政府，最终凌驾于社会之上，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列宁晚年自己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才会把苏维埃政权看做只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3。而对于这一机关所产生的官僚主义，他是深恶痛绝之至的，以致说出“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14这样的愤激之语来。列宁在晚年不遗余力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但他将其原因归结为“根源于旧事物”，即出于不得已而把旧官吏引进机关以及旧文化“遗迹”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便是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
　　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官僚主义几乎是与苏联社会的演变相始终的。在列宁时代，它已经开始萌芽并且到处蔓延，只是由于那一时代距革命岁月相去不远，理想主义的强大影响还在发挥其自律作用，才暂时没有全面泛滥起来。到了斯大林时代，随着国家战略对世界革命目标的离弃（当然，口头上仍不时提及）、随着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推行、“干部决定一切”的政策的强调、反复无时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当初对革命的纯真追求愈益成为昔日的过时回忆，一批身居特殊地位的大小干部逐渐转变成特权握有者，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的存在当做目的，迷恋和崇拜权力，越来越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意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层级分明的集团，不论你遗憾地称它为“官僚主义现象”，温和地称它为“官僚特权阶层”，还是像吉拉斯那样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新阶级”，情况都是一样；不论你把这一集团的形成确定为斯大林时期或是后移到赫鲁晓夫时期甚至更晚——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事情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的实质只是在于，这一庞大官僚主义现实的形成，绝非某种外来的或旧有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即“社会意识”所能解释，而是只能到特定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根源。遵循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人将不得不按如下途径去求得答案：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脱节和凌驾于社会之上；进一步的根源则在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政权在它所要代表的阶级还不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情况下，独断地担承起对一切国家事务的“代管”职责来；至于为什么这一阶级没有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那就只能用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客观条件所制约的工人阶级发展不足来解释了。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文字的推理和臆断，而是20世纪历史进程展示给人们的活生生的事实，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以无私的诚实去正视它们并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总之，结论顺理成章地应该是：“倒过来的”模式隐含着当事人并没有想到的内在问题与困难，它们并不像所断定的那样仅仅是在“通常的历史顺序”中作了一点小的“变化”，而是出乎预料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即使得历史演进不是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而是拐向了行政权力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制，在这一体制下，名义上已经解决了的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继续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可见，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不像当代的许多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通常的历史顺序”也绝不是能够随意颠倒而不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马克思的至理名言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5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原理”，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做出了证明，今人切不可忘记。

三

　　有了以上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转到如何评价的问题上来了。
　　《论我国革命》的内在精神，是强调革命政权、革命观念和革命家主体在创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与高度重视物质文化条件“前提”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意趣颇异。其所以有这种差别，一方面源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另方面与列宁的一贯思想有关。我们先从后者说起。
　　在这里，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初列宁的一整套理论和政治主张。大致从1902年到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独特的主张。其主要思想脉络可归纳如下：工人阶级单凭自己的经验决不能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一意识只能是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头脑中创造出来并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舍此，工人阶级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这样一来，阶级的革命理论成为与阶级成员日常经验无涉的独立自在的东西，而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被提升到全部事业的原动力和核心地位。沿着这一思想，列宁强调一个以少数领导人为核心、组织纪律高度严密、步调高度一致的职业革命家的集团的意义，视之为能够“翻转”俄国的“杠杆”。有了对理论灌输和革命组织的如此高度重视和准备，一旦革命发生，列宁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大胆的革命转变策略，即利用理论纲领的自觉性和政党组织的严密性，把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理论政治主张，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了成为一个以高度张扬革命家主体意识和大胆行动为特色的半军事化政党的潜质，从而也使自己大不同于其他一切马克思学派旗帜下的社会主义派别。以这样的建党思想为垫底，当着取得政权之后一旦发现国内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前提”十分薄弱时，列宁自不会像“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那样徘徊无计，而是必然地诉之于政权这个新的“前提”，从而形成自己的“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这是对自己的理论、信念、纲领及其载体——组织和自觉行动——充满自信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但是仅仅这样解释还未免简单化了。列宁毕竟是一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观念论者，他不是不知道物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水平匮乏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致命危害。此所以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以及几乎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必须把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的原因。这一思想，当时甚至是用非常极端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16但是很不幸，如前所说，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战略的推行极不成功17，以致到20年代初就延续不下去了。立足于实际形势，除了把战略的重心由外向内转移，的确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与其把自己的生死存亡寄托在西欧革命身上，不如自己沿着这条虽然艰难但毕竟更实际一些的路途，摸索着独立地搞自己的国内建设。而既然历史没有预先给这一新的道路铺设客观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惟一可充替代的新“前提”也就只能落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政权身上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因此成为政治上的惟一需要。本文开头说《论我国革命》是机智的辩护，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政治上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理论上的彻底性。当初那种把俄国革命的最终命运托付于西欧革命胜利的做法，虽然在经济学依据上和政治战略取向上都是不正确的，但在思想逻辑上却有某种彻底性：它承认经济文化落后之于社会主义的障碍并因此而求助于国际联系，它用把自己与西欧先进工业化地区联接在一起的方式多少满足了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依赖于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而一旦循着“倒过来的革命”模式弃绝世界革命观点并把国内的独立建设提高到首位，也就意味着切断了落后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本来必不可少的发达物质文化前提之间的最后联系，使自己的行动与客观条件脱钩而转到主观意识上来。列宁对此中艰难是有所体会的，所以即使当他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时，他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是心怀疑虑地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在他此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犹疑的心情。例如一方面，他提出：“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等等”，就已经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8；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因此所能做的只是“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19。可以说，这种犹疑态度决定了列宁终其一生都没有最后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期望。只是到了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提出“一国社会主义单独胜利”论并最终压倒托洛茨基一派，取得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才把关于世界革命的回忆最终送进了被历史尘封的角落。
　　可见，《论我国革命》一文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它初步提出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并没有对这一设想予以最后的确认。它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试图把发展的方向由世界革命改变到“一国社会主义”上来，但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意识到这一新的方向上将来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它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社会主义之路，但这一道路在苏联自始至终的历程中都证明无法超出低水平的“现实社会主义”。它有其政治上的很大现实感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重大局限性。
　　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反复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以肤浅的自我满足心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解释，把适应特定条件下需要的政治主张说成是对理论的巨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这一道路的固有特点（包括弱点）并立足于现实来解决困难，以便向前发展。今天，如果社会主义者还想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主义，那就不能再一味地寄望于当年所瞩望的那一主观“前提”，而是要把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同时放到首位，惟有二者的相互促进才可能逐渐造就独立的和具有国家治理才能的人民力量，而这，才是真正的以社会成员自我管理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前提之所在。


注释：

1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775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
3 同上书，第777页。
4 正因此，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即便是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的非布尔什维克，也大都对这一事件报以本质上是善意的批评和惋惜。例如激烈指责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也承认，十月事件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所为，只不过他认为他们犯了错误，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兄弟”。（参见《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8页）
5《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6 同上书，第778页。
7 同上书，第778页。
8 下面紧接着的话是：“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时，才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620页）
9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10 考茨基对这一点有过不错的论述，参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第3章。
11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有中译本，但不能令人满意）。
12 同上书，第322页。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14 《列宁选集》第4卷第78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1页。
16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9－40页。
17 不成功的原因简要说来就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估计过低，以致盲目地相信西方无产阶级起来响应俄国革命的决心。这方面的分析，详可参见拙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二篇七、八两章。
18 《列宁选集》第4卷第786页。
19 同上书，第796、795页。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光明，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