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范方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從單一制走向聯邦制，中央與地方的經濟結構和權力格局也有了重大的轉變。著名經濟學家羅小朋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如今沿海與內地發展高度不平衡，越發達地區的實際稅率越低，越貧困地區的實際稅率越高，農民工離鄉背景，官民間的關係在貧困縣市越來越緊張；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本因子，早在朱鎔基時代就種下。
中央不作為，重慶模式產生
由於中央和地方有默契，只要中央拿到錢，地方做什麼都不會管得太認真，因此錢來得容易、中央不作為與的畸形的經濟增長模式，是羅小朋認為重慶模式得以產生的因素之一。“中央也明白這裡頭有很多利害關係與棘手問題，比如地方教育、醫療、腐敗，如果管下去，就得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想把這些問題都推給下一任；其實很多問題如果及早解決，不是很困難，所以最主要還是因為沒有能力。”
羅小朋對《明鏡》表示，胡錦濤剛上台時，包括他在內都對胡錦濤抱很大希望，羅小朋還曾給胡錦濤寫信， 提出改善縣一把手任命和激勵的建議。“大家現在對胡錦濤都很失望，他有一種僥倖心理，覺得江澤民能混過來我為什麼不能？”
中共17大後，薄熙主政重慶，羅小朋解釋，重慶地方黑勢力猖獗、不把薄熙來放眼裡，一上台就給薄熙來下馬威，利用老百姓的不滿， 發動出租汽車罷工等事件。薄熙來雖然坐到政治局委員的位置，但他原本期望當上副總理，現在卻把他派到最棘手的地方，薄熙來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被黑勢力打垮，政治前途徹底結束；一是背水一戰，去碰別人不敢碰的問題。
薄熙來選擇了後者，開始推行重慶模式，進行打黑，他也看到中國社會精神上的委靡和頹廢，經歷過文革的他開始唱紅，羅小朋認為唱紅不完全是意識型態問題，也有實用性質，“總比整天打麻將好！”
與重慶模式同樣被熱議的廣東模式，則帶有中央的意圖。“胡錦濤沒什麼本事，但他希望汪洋能帶頭搞出一點名堂來，證明他不是毫無作為。”羅小朋對《明鏡》表示，有說法認為汪洋從胡錦濤手裡拿到“尚方寶劍”，不管官職多大，汪洋都可以令他下馬，而汪洋的手法就如同胡錦濤“整”陳良宇的方式：若聽話，貪腐也不整你；但不聽話就整你。原廣東副省長、政協主席陳紹基就是因此下馬。
“洋到廣東後的基本想法是，迴避政治改革，甚至社會改革，把經濟搞上去，所以汪洋最早搞騰籠換鳥。”羅小朋解釋，廣東外地來的人太多，給廣東治安、環境帶來巨大壓力，因此汪洋欲把更高級產業帶進廣東、將低端產業騰出去，但如此將產生就業問題，因此與溫家寶產生衝突。“廣東曾想把深圳一帶低端企業轉移到廣東相對落後的地方，比如韶關，韶關把南疆勞動力引到那，表面上是扶貧，結果惹出75事件，反映政府沒有長遠計畫，只想擴大增長模式，不認真搞政治社會改革。”
羅小朋對《明鏡》表示，廣東不是沒有黑勢力，其地方官員和黑勢力的勾結比重慶還要嚴重，但在沿海地區打黑，涉及到的國外勢力、中央勢力，對付起來比重慶困難得多。羅小朋指出，汪洋曾有過一些想法，比如發動網路民意，但實際上產生一種華而不實的作秀感，也反映出汪洋和其智囊人物的水平不夠。“廣東最優秀的幹部這些年來都被腐敗吞噬、或靠邊站了，汪洋也不敢啟用這些德才兼備的幹部，所以只能假改革。”
羅小朋表示，汪洋最近似乎在走更險的棋，開始維權、保護抗議群眾，並開放民間組織註冊登記，公開提出維權和維穩中間必須平衡，反映汪洋在重慶的壓力下有些心急，也可能是汪洋進常委遇到困難。
地方與地方建立合作關係
若想解決廣東所遇到的問題，羅小朋認為光顧著自己省分的改革是不行的，“重慶問題不涉及大量外來農民工，他們的農民工是本地來的多，所以還可自己協調，比如搞地票，也就是重慶範圍內的土地開發權轉移。”
但廣東等沿海地區有大量外來人口，問題涉及範圍廣，需與其他省合作。如數量大的農民工得了職業病，有的已回到老家，其打工時交的保險金，廣東積壓了一大筆，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與農民工來的省分協調，將農民工檔案建立起來。羅小朋對《明鏡》說：“從全局來講需要這樣做，但汪洋想不到，他只想怎樣到中央，這是中國現在一個要命的問題，大家都準備搞一票然後升官，不從長遠計。”
雖然地方與地方之間需建立合作關係，但中央的心態也是問題所在。“這種合作潛力非常大，現在軍隊統一，不可能內戰，但現在的體制不允許這樣做，高級官員的心思也都在升官發財，他們有種恐懼，地方合作中央就被架空。這涉及到中國大一統觀念的問題，歷史上中國不允許地方之間發生橫向關係。”羅小朋指出，實際上地方合作需要有規則、有裁判，此情形下中央的權力會更大。“中央誇大了分裂的危險，所以中國知識份子支持國家統一的力量很大，但實際上是中央的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這也是他們無能的表現 。”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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