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上）

　　1923年1月，病重在床的列宁在翻阅了孟什维克著作家苏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的札记之后，口授了一篇反驳性的文字，这就是著名的《论我国革命》。这篇短文历来被视做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有力、最完美的论证，并作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锐利武器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时时被人们引用。然而，在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历史风雨之后，我们的认识理应更前进一步，完全有必要对这篇文章作更深入些的思考和评价。
　　
一

　　在我看来，此文是对1917年十月革命所做出的事后的机智辩护，但还不能说是深刻完整的理论论证。
　　其所以说它是事后的辩护，是因为经过了1917年以来五年多血与火的搏斗，局势与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的预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反差，先前的设想大半落空了。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不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是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其实际含义主要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革命）近期到来的坚定信心基础上的，在他们看来，这场世界革命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经济文化条件相当落后的俄国的革命成果得以保存下去的唯一客观保证。但五年过去了，不论人们如何期待和推动，这场对于他们来说等同于生命线的世界革命不但没有到来，而且看上去在最近的将来也越来越不容易到来了。痛苦的结局逼迫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全部战略作重大调整，客观现实驱使他们去考虑一件此前并未认真规划过的工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自己国内的建设。列宁晚年为此而绞尽脑汁，提出了包括新经济政策、合作制、工业化、“文化革命”等著名举措在内的一整套设想，与此同时，当然也就有必要为1917年革命的正当性作新的辩护了。《论我国革命》的目的正是要进行这种辩护。
　　《论我国革命》是色彩鲜明的论战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列宁式的尖锐和猛烈。它的主要目的是驳斥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责难。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原理中引申出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所有批评。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对西欧革命怀有无比信心的时期，对这些批评还可以不屑一顾，但到了1923年却不能不认真对待了。正是在这样的需要下，《论我国革命》针对上述批评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
　　文章首先诉之于辩证法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性”。列宁痛批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1 “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2
　　辩证法确实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方法，它主张对研究对象作具体的、动态的考察，反对一切从固定不变的抽象原则出发去评判事物。但是也正因此，辩证法要求人们在分析和判断社会状况时，必须走出包括一般谈论辩证法本身在内的哲学式议论，真正深入到对象的内部，从最详细而具体的、纯粹经验的研究中得出确凿可靠的结论。具体说到俄国革命，如果不能用当时当地的实际条件和局势说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样来的，而这一特殊性又将如何引向一个新社会的建立，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列宁毕竟是一名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能像后来的许多半瓶醋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几句简单的哲学议论拿来当做胜利的论据，而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理由，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两条。
　　第一，世界大战使人民已经无法正常生存下去，因此必须革命。列宁反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说：“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3
　　换一种我们都熟悉的说法，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主张是合理的，从革命家的立场看甚至是十分雄辩的。的确，如果人民陷入绝境，没有理由否认他们使用革命手段奋起反抗的权利。在俄国这样的工业化落后、专制主义统治严苛的国度里，人民所受的压迫十分沉重，特别是世界大战对工农的压迫远比西欧更甚。在战争失败、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摧残下，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各个阶层的民众在1917年二月起来推翻了沙皇政府并建立起共和国；同样的原因使下层人民在八个月之后信从热烈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再一次起义赶走了坚持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临时政府。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参加，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取得十月的胜利的。换句话说，这场革命既是布尔什维克大胆行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工农大众对“毫无出路的处境”的激烈反应。所以在这里应该承认他们的反抗活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除非我们拒绝对历史上的一切“弱势群体”给予同情，甘愿对他们的命运持漠然不顾的态度。4从这个角度看，列宁所提出的理由自有其道义上的正当性。
　　然而仅仅这些似乎还不够。因为，被压迫者反抗的正当性固然应当尊重，却还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毫无出路的处境”一向能够“十倍地增强”作为受害者的下层民众的力量，但这还只是一种作用于旧制度的摧毁性力量，本身并不导向新的社会。也就是说，它的历史合理性虽然不能忽视，可对于建立一个新社会来说毕竟还是消极的。建立新的社会需要以新的思想为先导，而新的思想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而产生出这样的愿望的阶级载体，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水平为基础。由此可见，上述论证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曲折迂回地又把人们引回到那一老的问题，即俄国社会是否发展到了足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其实，列宁并非不懂得仅仅靠“毫无出路的”人民的反抗是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他的真实意思是说，这种对旧制度的反抗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而一旦取得政权就可以为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创造最重要的“前提”。关于这一点，本文马上就来谈。
　　第二，提出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5
　　可以说，这里才是真正触及到了事情的实质，而列宁此处的回答，与以前布尔什维克的解释相比有不小的区别。以前是虔信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会被俄国革命的“导火索”点燃起来，那时从西欧到俄国大家一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也就无所谓俄国“文化水平”落后不落后的问题了。而现在，列宁在坦然承认了俄国并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条件之后，没有重讲世界革命的老话题，而是提出了一条新的出路：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权拿到手，“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6。原来被看做历史发展的结果的，现在一改而为“前提”了。
　　如果说马克思确认社会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的“自然史过程”的结果，那么，列宁在此处提出的便是一种“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这一模式，套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语式可以表述为：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条件不要紧，创造条件也可以上。关于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观命题被转变为一个可以颠倒过来的技术性问题。列宁尖锐地反诘道：“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呢？”7
　　在以后的篇幅里，本文将对上述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让我们先从马克思的观点讲起。
　　

二

　　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酝酿出来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和阶级条件，缺少了这些条件，则任何强有力的革命政权都制造不出社会主义的实际关系来。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反对冒险革命家沙佩尔、维利希们“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甚至说出“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8这样惊人的话来。列宁这一“倒过来的革命”主张，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颇有差别，列宁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例证之一，就是他在口授《论我国革命》的几乎同一时间说过“我们没有从理论（只是此处轻蔑地用括号加了一个补充：“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9这样的话。
　　当然，仅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主张不符，并不能证明就一定错了，否则我们便会成为只知固守、不求创新的最糟糕的教条主义者。所以这里评价的尺度不应该建立在违章不违章上，而应该建立在以历史实际为参照对理论主张所作的细心比较和分析上。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如此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前提的不可缺少性？
　　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对我们今人所熟悉的“现实社会主义”来说，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其所以“高”，是因为它是一种以工人阶级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公有制，但这一公有制是以工人阶级大众自己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为本质的，惟其如此它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既然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产生出来，而只能是在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获得充分发展的水平上产生出来，而这样的发展显然又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之上。没有这一发展所造成的经济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阶级心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就不会有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它所依赖的物质文化前提，亦即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不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也决不是“谁也说不出”的。恰好相反，这个“文化水平”具有虽不能用数字指标划定、但仍然可以明确衡量的尺度，那就是只有在极高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才能造就的工人阶级大众对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和管理能力。10（未完待续）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光明，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