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0日星期五

落馬官員拒請律師:我是黨的人

2013年8月22日至26日,被告人薄熙來涉嫌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在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開庭審理。

據新京報報道,庭審期間,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新聞發言人,向庭外的新聞記者介紹情況,並通過官方微博及時發佈了庭審情況。

此案的審理,刷新了之前公眾對審理「落馬高官」的認識。

一段時期以來,「落馬高官」較多,對於如何審判,也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

新京報專訪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有著「中國刑辯第一人」之稱的田文昌律師,他曾先後多次擔任落馬高官的辯護律師。

如何選擇律師

不請律師的主要原因是「落馬官員」的認識和觀念不到位,法治觀念相對淡薄和缺乏對律師制度的瞭解。

新京報:每逢審判「落馬高官」,總會引來社會的高度關注,「落馬高官」這個說法合適嗎?

田文昌:「落馬高官」被送上法庭,他就是普通的犯罪嫌疑人,已經與「官員」沒有什麼關係,但因為他落馬前的身份,人們還不能完全把他當成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所以才引起更多的關注。

新京報:據瞭解,有不少官員落馬後不請律師,比如原某省委書記當年被指控後就表示:「我是黨的人,怎麼能夠請律師同黨對抗?黨要把我怎樣我就怎樣。」不請律師的原因是什麼?

田文昌:這種現象以前相對普遍一些,近幾年有所好轉,大部分「落馬高官」都會選擇聘請律師。「落馬高官」不請律師的因素很多,比如對指控爭議不大,觀念上有誤區,法律知識匱乏,包括請律師會被認為態度不好,跟司法機關對抗等。

總體來看,主要原因還是「落馬高官」的認識和觀念不到位,就是法治觀念相對淡薄和缺乏對律師制度的瞭解,導致不少官員認為不請律師會被認為是認罪態度好,請律師就是認罪態度不好。

新京報:那「落馬高官」的代理律師由誰來決定?

田文昌:從目前情況看,既有「落馬高官」自己挑選,也有家屬出面挑選,既有法院指定,也有律師主動聯繫,這些情況都有,具體不太好說。不管哪種情況,最終都是要經過當事人同意的,選擇權在當事人那裡。

新京報:「落馬高官」選擇律師的標準是什麼?更加信任?影響力大?辦案水平高?代理費用低?

田文昌:這些因素都會有,但關鍵問題是這些「落馬高官」對律師、律師行業和律師制度普遍缺乏瞭解。他們認為哪個律師更合適,基本上都是靠聽說的。

之前有不少「落馬高官」找我做律師,也是聽別人說的,然後托關係聯繫。原因很簡單,他們在位時一般不會主動去瞭解律師行業的。

法院如何審判

直播是對公正審判的一種考驗和測試。反過來看,直播也倒逼審判更嚴謹,更公正,更經受起考驗。

新京報:據報道說,2001年之前,大多「落馬高官」案件均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審判。2001年,遼寧「慕馬案」第一次採用了異地辦案、異地審判的模式。從「本地」到「異地」,在審理上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田文昌:從「本地」到「異地」,表示對類似案件的處理越來越慎重。一般來說,小官無所謂「異地」還是「本地」審判。開始「異地辦案」和「異地審判」的具體標誌事件不太好說,但有一點,因為「落馬高官」在當地的影響較大,所以「異地」審理的最大作用就是避嫌,避免當地的不公正審理。

新京報:從目前看,法院審判「落馬高官」有哪些特點?

田文昌:主要就是影響大,敏感度高,程序上更為嚴謹,從趨勢上看也在逐步走向透明和公開。同時,也是通過對「落馬高官」的公開審理表現出公開的公正,或者叫看得見的公正。

新京報:庭審直播,對於審判「落馬高官」帶來哪些影響?

田文昌:如果能做到公正,就不會怕直播,直播是對公正審判的一種考驗和測試。反過來看,直播也倒逼審判更嚴謹,更公正,更經得起考驗。

我認為,即使是對一些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落馬高官」的審理,也不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應該以法律的公正,還治於對法律的踐踏,這才是司法文明的真正體現。反之,則很容易引起公眾對涉事「落馬高官」的同情和憐憫。

所以說,一些「落馬高官」在位時肆意踐踏法律,有的甚至鬧出「表情犯」之類的笑話,引起法學界和律師界人士的強烈反感,但是,法學界和律師界人士還堅持支持公開審理,就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公正性和公開性。

律師如何辯護

不管出於什麼考慮,律師必須介入,即使沒有律師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環節。

新京報:你曾說,「落馬高官案背後常常夾雜著權力的因素,律師若想要認真地辦,會面臨著一系列的難題和風險。」都有哪些「難題和風險」?

田文昌:當前的法治環境還不盡如人意,作為律師來說,最大的風險就是容易被誤解和報復,甚至有人把律師說成是貪腐官員的「幫兇」。其實這種說法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為「落馬高官」辯護的律師,在審判前基本上和「落馬高官」都是不認識的,既然是犯罪後認識的,怎麼能說是「幫兇」?

當然,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律師為「落馬高官」辯護,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盡職盡責。

新京報:你總結了「落馬高官」案的五大特點: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預——尤其是權力干預,取證難,案情複雜和律師風險大。既然這樣,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律師要為「落馬高官」辯護?

田文昌:律師為「落馬高官」辯護,總的來說,有兩個層面的因素,於公而言,從責任角度上說是推動法治進程,從職業角度來說也是職業生涯的歷練。當然,為「落馬高官」辯護也的確容易出名。

不管出於什麼考慮,律師必須介入,即使沒有律師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環節。

新京報:據說陳良宇、陳希同等「落馬高官」都曾找你做辯護律師,你都給推了,為什麼?

田文昌:作為我個人來說,並不是很願意接高官的案子,可是找來的又非常多,確實也忙不過來。所以我接的很少。

至於選擇案子的主要傾向,我更注重能否體現作為律師的價值和作用。難度大、爭議大的案子,更能夠發揮律師的作用,也更需要律師。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傾向於接這樣的案子。

法院如何結案

辦案中不能再把口供當做「證據之王」,必須重視物證和旁證的作用,這樣就會把證據鏈做實。

新京報:如果在庭審中出現意外,當事官員當庭全部推翻以往供述,怎麼辦?

田文昌: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可怕,很大的啟示就是點出了當下的一個誤區——定罪太重口供。目前法律規定的本意是重證據,不輕信口供,但在現實中過於重口供。

辦案中不能再把口供當做「證據之王」,必須重視物證和旁證的作用,這樣就會把證據鏈做實,就不怕翻供。

過於側重口供,必然導致兩種結果,一種是通過誘供和刑訊逼供來獲得口供,容易導致冤假錯案,另一種就是沒有口供就不敢定罪。

新京報:據報道,落馬官員基本都服從一審判決,不再選擇上訴,共同的原因是什麼?

田文昌:我的印象恰恰相反,大多數「落馬高官」都會選擇上訴,我經手的官員案件,最後基本都上訴了。

雖然上訴的結果,大多是維持原判,但根據「上訴不加重」的原則,也不會加重刑罰。

香港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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