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刑：让226个死囚说话

“你能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成员组成情况吗？”

“你是谁啊？” 　　“我是记者。” 　　“叫什么？” 　　“我叫丁瑜。” 　　“河南电视台丁瑜？” 　　这是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制片人、主持人丁瑜在2008年对河南省三门峡市因杀害自己的母亲而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同性恋犯人包荣亭做采访时的开场白。 　　“你觉得跟我说话别扭吗？”包荣亭问道。 　　面对包荣亭，从未接触过同性恋的丁瑜其实感到非常别扭，但为了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感，让包荣亭更好地敞开心扉，丁瑜违心地说：“不……不别扭啊。” 　　“我现在问你，直到现在，直到今天，你后悔杀死你妈妈吗？” 　　“我不后悔，她70岁了，她如果是十岁，我杀死她，可能来这儿的第三天，我就被枪毙了，你说呢？” 　　“70岁的人就该死吗？” 　　在过去的五年中，丁瑜已面对面采访过两百多名死刑犯，她深知，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情绪，即使面对的是罪行滔天、恶贯满盈的罪犯，也不要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攻击。但这次，她的声音因为震惊、气愤而不可控制地拔高了。 　　2008年，丁瑜在河南省焦作市采访因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刘福全。整个采访过程中，刘福全都一副嬉皮笑脸、吊儿郎当的模样。丁 瑜说，她所采访的死囚犯在最后面对法律的制裁和临刑前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忏悔，唯独刘福全在整个采访中，在不断地挑战她的心理极限。她面对死刑犯所有的惋惜 和感叹，在这个人身上荡然无存。 　　“到最后，我突然有一种想法，我很直率地说出来，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在社会上是个渣滓。” 　　“人人都会这样评价。因为我活着一天，会有更多人受伤害。” 　　这是刘福全对她的回答。 　　临刑时刻的特殊会见 　　上述丁瑜与死囚犯的生死对话，都被50多岁的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RobinNewell)拍摄在纪录片《临刑会见》中。 　　2010年10月，罗本赶赴郑州，为丁瑜在河南电视台制片兼主持的节目《临刑会见》拍摄一部纪录片，名为《DeadMenTalking》 (《临刑会见》)。在罗本跟踪拍摄了两期《临刑会见》后，于今年3月再次来到郑州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拍摄。纪录片《临刑会见》于3月底完成后期制作 后，4月底在国外市场发布。 　　今年10月下旬，《临刑会见》(国际版)入围第六届罗马电影节。11月中下旬，纪录片《临刑会见》作为参展影片出现在第24届阿姆斯特丹纪 录片电影节上。两年前描述中国春运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夺得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大奖后，中国纪录片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大影展的兴趣和重视。本年度的参展 影片中，有两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一部是《活着》，讲述汶川大地震后的重生。另一部就是《临行会见》，讲述死囚犯临刑前的挣扎与忏悔。一生一死，一个从普 通民众生活、一个从死刑制度的角度来诉说中国故事。 　　纪录片《临刑会见》大致介绍了中国的死刑制度等相关司法现状，主要侧重于丁瑜团队的工作流程，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丁瑜对死刑犯的访谈，也因而被称作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国际版。 　　电视节目《临刑会见》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它诞生于2006年，源自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这档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及其带领的团队一路坚持下来，至今，一做就是五年。 　　因为节目不上视频网站，每期节目只是在每周六晚9时30分，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与大象网上同步播出。这档节目在中原大地及全国已经炸开了花，观众的反馈无一不感到震撼。 　　丁瑜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中国法治进程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这次被作为纪录片的主角拍摄，她感到很荣幸，觉得让自己能够看清自己，同时也知道了自己的价值。 　　大陆桥文化传媒集团海外部负责人斯蒂文·赛登贝格说，他们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想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死刑制度并不像想象中的野蛮。 “你会以为，在中国被判死刑就是立刻抓去处决了。其实在中国所有死刑案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和复核，如果高级法院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判死刑，就算犯人自 己不上诉，他们也会主动介入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考量，充分显示出对人生命的尊重。加上中国特有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判死刑的犯人有免死的机会，真正的死刑 执行人数已大为降低。”他说，“这部影片已经获得了我们的预期，看过片子的观众，没有人讨论废除死刑与人权问题，观众只觉得很好奇，想知道更多。” 　　当然，面对死刑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丁瑜与他们的灵魂对决并不是每次都是成功的。纪录片中就拍摄到了丁瑜这样一次失败的采访经历。 　　2010年，犯人张广新因为抢劫罪被判处死刑，丁瑜对他进行了采访。今年春天，丁瑜在郑州市看守所见到了张广新，两人间的对话就此展开。 　　当言及父母的时候，张广新哭了，说想念父母。但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要么是答非所问，一个人自言自语。 　　节目录制了十分钟后，丁瑜暗示摄制组暂停，编导给张广新递上了一支烟，希望他能平静下心情。但休息之后，无论丁瑜怎么启发，用什么方式与张广新交流，他都不能正常表达内心。 　　丁瑜最终决定，放弃这次采访。 　　“采访失败的情况很罕见，如果不能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访谈节目就失去了意义。”丁瑜说。 　　也许置于生死之间这个严肃、宏大的话题之下，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在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面前，死刑犯罪不可恕；但在他们被结束生命之前，法律又给了这些死囚犯最后的人文关怀。 　　中国“海伦”丁瑜，5年面对226个死刑犯 　　丁瑜打小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际遇，与死囚进行灵魂的沟通与碰撞。她长在公安大院，是土生土长的河南濮阳人。她做过教师梦和军人梦。 　　或许从外表来看，丁瑜与她所从事的法律报道的职业很不相称。因为她有着一张娱乐明星“马伊琍”的脸，经常被人认错。 　　她真人比电视和照片上更瘦，很难想见一个如此瘦小的女子，能够坦然地面对死刑犯。 　　但她良好的文字功底和声情并茂的演讲功力让她走上播音主持的道路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中文与法律的双重教育背景为她成为一名法制媒体人提供了良好的专业素养。 　　她坦言，这五年《临刑会见》的制作，也是她心态乃至整个人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丁瑜在过去的五年内，如同修女海伦·普雷金(其拯救死 刑犯灵魂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死囚漫步》)一样，在她的真诚启发与引导下，226名死刑犯在最后一眼回眸这个世界的同时，放下心中的怨恨和罪孽，坦诚内心世 界，虔诚忏悔，获得心里那暂时的、永久的平静。所以每期《临刑会见》，丁瑜都会用“唤醒人性回归，感悟生命可贵”作开头语。 　　丁瑜的团队长期驻扎在河南省高院的刑事审判庭，向各主审法官一一了解和筛选案件。 　　把一个死刑犯拉出来采访两个小时，从未有过此先例。为了防止死刑犯再次失去理智，作出过激的行为，采访时，丁瑜的身边有专门人员保护她的安危。 　　除此之外，面对死刑犯这一类特殊的群体，要让他们敞开心扉，更是对丁瑜采访和谈话技巧的考验。 　　丁瑜说，她坚持始终和犯人在平等的立场上进行对话。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关心询问犯人在狱中的情况，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她还坚持用专注的眼神、关注的视角、平和的语气，注重从细节方面对人性追问。 　　“面对镜头，有犯人会撒谎，掩饰罪行，因为他们怕法庭掌握其他罪证，对己不利。他们说的话，我们并不是完全采信。还是要通过尽可能全面的采访来还原真相。”丁瑜说。 　　而选题来源、人身安全、访谈技巧等问题，跟丁瑜遇到的巨大的心理挑战相比，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 　　丁瑜这些年不可逃离地活在自己的节目中，直到现在她才可以无需服用安眠药入睡。刚开始做节目的半年，她睡觉的时候，脑中经常浮现出她采访的死刑犯及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而且时不时会梦见，有人在她的背后，拿把刀朝她砍去。 　　她为了与沉重的工作相调和，在生活中，她从来不看严肃紧张的影视剧及电视节目，喜欢看诸如周星驰的喜剧电影系列、听相声、看小品，她希望自己能够身心放松、开怀大笑。 　　一次，她和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身后又出现死刑犯来砍杀自己的幻觉，她一把抓住儿子，强迫自己回到现实中，投入到电影中去。 　　她非同寻常的工作性质以及过量服用安眠药，使得她患有头痛。她的包里始终备有抑制头痛的药。 　　她每次出差采访，都让同事把房间里的每个角落检查一遍，而且要开着灯和电视，有点光线和声音，在累得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才能睡着。“老公在我身边，我睡得会踏实。”丁瑜说。 　　随着节目制作越来越多，丁瑜逐渐地学会将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再梦见死刑犯、不再一直去想案件的细节。但直到有一天…… 　　2010年，在她去福建度假的火车上，难得的放松心情的机会。深夜，同行的“驴友”都睡着了，她拉开窗帘，向外看。 　　突然，她这些年所采访过的百号死刑犯的人头一个个浮现在了眼前，各种表情，每个人她都记得，都能叫出名字。她瞬间崩溃了，慌忙拉上窗帘，奔到两节列车的接合处。她照着贴在车厢上的《列车员须知》念了半天，心情才平复下来。其实，她根本不知道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 　　之后，她回到卧铺车厢，禁不住潸然泪下。她深切感到，《临刑会见》已经深深扎根在她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抹不掉，挥不去。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随时有可能无法预料地重现。 　　丁瑜与两百多个死刑犯进行心理攻防术，已使她深入了解了人性以及练就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她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但她凭借着自己的这些实战经验，轻松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临刑会见：帮他们再多看这个世界一眼，最后一眼 　　死刑犯在面临生命的终结时，亲情往往是他们内心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 　　包荣亭在行刑时刻也未能等到哥哥来送别，他只得最后望了望天空，说：“该上西天了。” 　　他对丁瑜说：“我忏悔过，可我不原谅自己。可是，我40岁，这么好的生活，的确想生活下去。可是我搅合的我不能生活了，我也没办法。” 　　刘福全在终审审判庭上不断地扫射旁听席，似乎在寻找着自己的亲人。 　　…… 　　2006年11月18日，《临刑会见》的第一期节目除了丁瑜作为记者对死刑犯李景才进行了采访外，他的女儿也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别哭，爸爸知道对不起你，就是想见你一面。” 　　“你别说这了，你不管犯再大的罪，你都是俺爸……” 　　“我只要能最后见你一面，我就啥都不想了。” 　　“你走的时候啥都别想就行了，你走的安心点，别让我太难受了。” 　　与女儿见面十分钟后，李景才依法被执行枪决。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久久在空气中回荡。 　　丁瑜在犯人临刑前一刻，总是会帮他们再多看这个世界一眼，最后一眼。 　　她曾经有一次在犯人临刑前默默地哭了，因为她觉得“多么美好的世界，却在死刑犯临刑的最后一刻定格、停滞了”。 　　做了五年的《临刑会见》，算上上面的那次，丁瑜总共哭过三次。 　　还有一次是为死刑犯对无辜的未成年少女实施的残忍的绑架手段而落泪；第三次则是为了生命的回归与复活而落泪，也是丁瑜采访的唯一一个非死刑犯。 　　2002年，18岁的河南西峡县人张丽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被送往河南省女子监狱服刑。 　　因为家庭不和谐，张丽从小就缺乏安全感，脾气暴躁。在服刑期间，狱警滕海鸥对张丽进行了有效的心理疏导，并鼓励张丽发掘了自己的文艺天分，帮助她好好改造获得减刑。 　　张丽表达了自己想参加“非常6+1”的愿望后，滕海鸥给栏目组写了封推荐信：“我是一名狱警，在此竭力为你们推荐一名即将出狱的服刑人员 ———张丽。由于改造表现好，她被减刑3年7个月。她心中一直有个梦想：有一天能站在‘非常6+1’的舞台上！她不介意公开自己曾是一名服刑人员的事实， 如果你们能给她一次机会，她会从中感受到社会对她的不离不弃，感受到温暖，树立起生活在阳光下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会影响到很多的服刑人员对生活的 态度和对梦的追求。” 　　“非常6+1”栏目组很快给张丽发出了邀请。 　　2009年1月，张丽如愿站在了舞台上，她边唱边舞《彩虹的微笑》，在观众的掌声中夺得当期“非常明星”。面对全国观众，张丽哭了，鞠了两次躬、说了三句话：“我对曾经的罪过悔恨、对曾经伤害的人鞠躬致歉、对监狱的培养教育鞠躬致谢。” 　　她作为一个服刑期满、重新回归社会并被社会认可的二次新生者，在接受丁瑜采访时坦言，她自己已经为自己的过错付出过代价了，她希望所有已经犯罪、正在犯罪或者将要犯罪的人来看她的这期采访。 　　丁瑜在采访时感动地落泪了：“在以往节目中，我面对的都是死刑犯，我见证的是他们触犯法律、接受法律制裁、走向绝路、走向死亡的过程；而这次面对的是新生，是回归，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关爱和包容触动了我，张丽那种勇敢、大胆追求新生活的执著感染了我。” 　　丁瑜说，她喜欢绿色的事物，这让人心里平静。谁都会对新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期待。她希望看到更多犯罪人员的回归，社会上犯罪越来越少，死刑犯也越来越少，自己的节目有朝一日真的无题可做。 　　她在午夜梦醒后写下： 　　面对罪恶，感受法律的神圣和公正； 　　见证死亡，领悟生命的价值和珍贵！ 　　踏实走好人生每一步， 　　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作者:邬蕾，来源: 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