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先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早飯後，孩子們興致很高地提議去頤和園玩玩。劉繼祥秘書也說，今天沒有接到中央和軍委辦事組開會的通知。
自8月以來，先是陪同江青到青島，之後就是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青島、長沙和武漢。在北京，也是一個會議連著另一個會議，根本沒有休息的機會，也很少有時間與家人相聚在一起。老伴也勸我：“既然沒有會，就和孩子們出去散散心吧！”我同意了。
當 時頤和園閉門謝客，沒有對外開放。經過秘書與有關部門聯繫，頤和園做了專門安排。走進園內，非常安靜，近處鳥語花香，遠處青山綠水。我與老伴隨孩子們在園 中散步、照相。頤和園還專門安排了講解員，陪同我們一路講解園中歷史。秋高氣爽的天氣，我的心情很不錯，多年都沒有這樣輕鬆了。直到快中午，全家才回西 山。
下午起床後，劉秘書報告，仍沒有中央和辦事組開會的通知。我要劉秘書把前一段因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在外地，而未來的及處理的海軍文件，抓緊送來。在當時，我們不僅要參加中央和軍委辦事組的工作，還要顧及“自留地”。
晚飯後，孩子們又拉我在客廳裏看幻燈片。沒看多久，我就回辦公室繼續處理文件。大約10點半過後，全部文件都處理完了。
這一天很安靜，沒有別的事情打擾。既到頤和園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處理完。心裏很高興。老伴進我的辦公室說：“既然事情都辦完了，就早點休息吧。”她一邊幫我收拾文件，一邊與我閑談。
此時，劉秘書進來說：“總理秘書來電話說，總理要找首長講話。”我聽後說：“立即轉過來。”劉秘書拿起我辦公桌上的軍委一號台電話說：“請把總理電話接過來。”
我拿過來電話，等待總理講話時，看了一眼手錶：23時整。
周總理在電話中指示我：“你查問一下山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飛到那裏去了，查的結果告訴我。”
我回答：“好的。”
平時，總理指示我瞭解這樣或那樣的情況，也是很平常、很經常的事，當時總理的語氣也很平靜，我沒有聽出任何異常的感覺。
23時05分，我就同山海關機場接通了電話。
我問：“你是誰？”
回答：“我叫李萬香，是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主任。”
我問：“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軍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
我問：“什麼時間落地的？”
回答：“20時15分。”
我問：“飛機走了沒有？”
回答：“沒有走。”
我說：“好了，就問這件事。”
我放下電話，立即要軍委一號台總機接通周總理電話。接通後，我把查問山海關機場那架空軍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10分左右。
聽完我的報告，總理仍用十分平靜的語氣說：“有這樣一個情況，第一……”當我聽到“第一……”時，立即拿起筆準備記錄，並用手勢告訴老伴幫助我記錄。
在電話中，總理向我做了四點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級指示的習慣，也為了讓我老伴能夠記錄準確，總理每說一句，我都要按原話復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聽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
第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
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
總理指示完畢後，我示意要過老伴做的紀錄，再次向總理復述了他的四條指示。在復述時，將第一條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為了“林副主席”。總理在電話中聽完我的復述說：“那就這樣吧。”此時大約是23點30分左右。
兩次復述總理的指示，這是我長期做參謀工作，在複雜的戰爭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工作習慣。軍情無小事，不能正確地接收、傳達上級的指示，是要貽誤大事的，因此現場核對上級的指示命令，是高級指揮人員必備的素質。
接完總理的電話，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總理出於安全考慮，不同意林彪飛夜航。（《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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