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新著《拓荒与呐喊》最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图/CFP
几年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向世人痛陈一位教育改革者的心曲与艰难历程，这本自传出版后在知识界和教育界引起热烈反响，也引发人们对高校教育改革的新一轮思考和讨论。最近，刘道玉以《拓荒与呐喊》为题，推出这本自传的增订本，而书名从“自白”到“呐喊”，似乎也折射出作者的不同心境，联系到作者近年为教改发出的种种呼声，这本新书理当引起教育界的再思考。
大学：教改需要卓识和胆识
《新京报》：在采访你之前，我与《拓荒与呐喊》的责编有过讨论，知道你之所以同意修订再版这本书，是因为“教改情结”仍在心头，你的教改情结是怎样产生的？
刘道玉：首先是我挚爱教育，认为她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大量成功的学生中，获得了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其次，我既受过保守的私塾教育，又接受过前苏联自由开明的研究生教育，从正反两方面使我感受到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的落后和保守性，进而激发了我的教育改革意识；
再次，我执着研究创造教育，致力于培养创造性的人才，然而我国传统教育是压抑甚至是埋没创造性人才的，因此不改革僵化的传统教育，不实施创造教学的模式，就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个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是我踽踽独行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的精神支柱，终身都渴盼创办理想的新式教育。
《新京报》：对于当下有志于推动教育改革的人来说，现在的社会环境，与您当初的环境相比，是否好很多？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思想解放，有一种改革的强烈的氛围，不少大学都自觉地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涌现出了一批教育改革的代表人物。当然，改革中两种思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者受到的压力或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氛围，似乎也没有敢于率先吃螃蟹的胆大妄为者，不是现在改革的环境好了，而是人们的改革意识淡忘了，似乎人们相安无事，所以也就不存在改革者受压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教育改革需要“两识”，即卓识和胆识。前者是知道需要改革什么，什么是改革的契机，这是需要有智慧；而后者是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目前，高教改革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原因之一就是当今的大学领导人缺乏这“两识”。
《新京报》：你是学理出身，投身教育改革，则需很多人文类知识背景，这意味着你自己定是有一个宏大的阅读世界，可否谈谈影响你较深的那些书籍。
刘道玉：对，读书是我最大的爱好，这是从大学时代形成的。在大学10个寒暑假我都没有回过家，期间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我的自传第二章是“读书到苦方觉甜”，就是我读书的一种境界。我爱书，喜欢买书，保存了近万册图书。
我的书房叫“寒宬斋”，也体现了我读书的价值观。除了专业书籍以外，我喜欢西方教育、哲学、历史、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大多围绕个性养成、思维方法、教育理念和人生价值方面。例如，中国大儒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英国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美国爱默生的《自立》，德国恩斯特·卡西尔的《人伦》，前苏联伊·谢·科恩的《自我论》等。
现在，我已到耄耋之年，我仍然学而不倦，思考不止，笔耕不辍，为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尽微薄之力！
教师：肩负知识分子的使命
《新京报》：你曾以“乱”概括大学问题，大学乱象丛生，原因纷乱，你觉得其根源是？
刘道玉：我始终认为，当今大学的诸多问题，根源都是在于领导体制，具体地说是大一统和官本位主义的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教育领导部门制定的各种“工程”越来越多，各种量化评比也越来越多，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成风，心躁浮夸也越刮越盛，这是导致大学中造假、抄袭和剽窃的根源。
《新京报》：那么，在现行体制下，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大学内的非领导群体），应该怎样保存自己内心的教育、学术理想？怎样与体制相处？
刘道玉：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又能怎样，要么洁身自好，要么走上追逐名利的错误方向。我就亲身遇到几个年轻教授，他们实在看不惯大学中肮脏龌龊的现象，准备辞职去西藏面壁一年，思考大学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
我问他们：“此举能否感动国家教育当局？能否改变大学的现状？如果能够，我也与你们一起去面壁。否则，没有必要作这样无谓的牺牲。”
他们问我应当怎么办？我建议说：第一，要洁身自好，绝不与歪风邪气同流合污；第二，要以更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教学与研究工作，教书育人，不辱使命；第三，坚持真理，抨击腐败，斥责官僚主义，扶持弱势群体，自觉地肩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
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愿意借此机会，把这些建议奉献给心怀理想的广大青年教师，以资互勉。
《新京报》：您在自传中对理想大学校长作过描述：“一个理想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属于社会的。他们最大的贡献除了向社会输送大批优秀人才外，他还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社会变革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要产生你说的“理想校长”，需要怎样的外部条件？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应当是理想主义者，唯有理想主义的校长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一个大学校长又必须是思想家，唯有思想家才知道教育需要变革什么和变革的契机，不断引导学校前进。
我的这个想法虽然产生于瞬间，但它却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其实，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学校长，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艾略特，英国都柏林大学创始人约翰·纽曼，日本庆应义大学创始人福泽渝吉，德国洪堡大学校长威廉·洪堡，以色列建国前希伯来大学创始人哈伊姆·魏茨曼等，他们都是风骨凛然的教育家，如果没有他们的出现，兴许这些国家甚至是世界的教育状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国20世纪初期的蔡元培和梅贻琦，也是属于这样的教育家，他们的远见卓识至今仍然被人们所传颂。
但是，解放以后，我国却没有出现过这样风骨凛然的校长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
其次是遴选校长体制的弊端，制约了思想家式的大学校长的成长。目前，主要是从拥有院士头衔的技术专家中任命校长，他们身兼多职，“鱼”和“熊掌”都要占有，而且又按照政府领导干部规定他们的任期，这种体制不仅出现不了思想家，甚至连想成就一番事业也是不可能的。存在决定意识，既然我国没有这样“理想的校长”，当然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共识。
作者:朱桂英，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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