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以後，推動中國變革的，有兩大潮流，一是解放思想，一是平反冤獄。胡耀邦是這兩大潮流的領軍人物。周揚也在這兩方面作出了貢獻。
周揚不像胡耀邦那樣握有實權，他是運用自己的影響，推動平反。
我 的前妻劉渝宜的父親劉綬松，是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參加了1961年文科教材會議，周揚對他甚為器重，委託他領銜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大革 命”一開始，劉綬松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掛著“周揚的走狗”的大牌子，在武漢三鎮遊街，經受沒完沒了的批鬥，他的研究生陸耀東居然還搧了導師一幾耳 光。根據以往的經驗，他期望“運動後期落實政策”，所以忍辱偷生挺過來了。軍宣隊進校後，仍然把他定為“文藝黑線人物”，而且揚言因“態度惡劣”，將作為 “從嚴”的典型。他的妻子張際芳年輕時參加過三青團，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按《懲治反革命條例》三青團的區隊長以上才是“歷史反革命”，一般的三青團 員是不予追究的。軍宣隊完全是亂來。）劉綬松、張際芳以為這就是運動後期的定性，絕望了。夫妻二人，雙雙上吊自殺。劉渝宜的四個弟弟被掃地出門，趕到農 村。幾個男孩還要照顧一位八十多歲的姥姥。姥姥經不起折騰，死在轉輾的途中，真是死無葬身之地。頓時家破人亡。
粉碎“四人幫”後，武漢大學遲遲不給劉綬松夫婦落實政策。黨委書記名莊果，是一個思想僵化的共產黨官僚。我見過此人。我曾應邀到武漢大學作了一次演說，講的是解放思想。學生們叫好，說是“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報告”。莊果卻說：“不知道他要講這個內容，早知道不請他來了。”
周 揚已經恢復工作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掛在周揚名下的“文藝黑線人物”劉綬松卻不予平反。我和劉渝宜到社科院找周揚。講起父母和家庭的悲慘遭遇，渝宜 傷心落淚。周揚也滿臉哀戚，說：“想不到我連累了你的父母，真是對不起！”相對無語良久，周揚說：“武漢大學不落實政策，我們來想別的辦法。”他想出來的 辦法是給湖北文聯主席兼作家協會主席駱文寫一封信，請他們在文藝界為湖北作家協會副主席劉綬松恢復名譽，推動武漢大學落實政策。後來果然如此，湖北文聯和 作協開了會，為劉綬松恢復名譽，並提供材料，起草決定，推動武漢大學黨委平反。1978年8月，武漢大學在體育館召開了劉綬松追悼會。那時，開追悼會就是 落實政策的標誌。在追悼會上，劉渝宜因父母雙亡的悲痛和對武漢大學黨委的氣憤，當場暈倒。此後，劉渝宜的幾個弟弟才陸續從農村回城。
又有一樁武漢大學的案件。
武 漢大學校長李達，是中國共產黨創始時期的重要人物。他一貫反對林彪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文化大革命”之初，即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又是珞珈山 “三家村”的村長。李達已年高七十有六，本是多病之軀，竟被批鬥致死。1966年8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宣讀了經中共中央同意的“關於開除李達黨籍，撤 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而這時李達已死，屍體即將火化。不知對死人如何“進行監督改造”？
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是中共一大代表。
時 至1979年，武漢大學還沒有為李達平反。李達的秘書陶德麟文革中受牽連；李達沒有平反，他也不能落實政策。陶原是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教師，與我認識。他帶 了一堆材料，到北京來找我。當時流行的做法，外地不能平反就到北京來找關係、送材料。我說，還是找周揚；陶說：“應當找組織部門吧？”我就說，周揚為平反 冤假錯案熱心奔走，他會想出辦法來的。
正值理論務虛會期間，我每天都能見到周揚。我把關於李達的材料交給了他。過了兩天，他告訴我，材料已交給黃克誠。黃是中紀委常務書記。我說：“不對吧，要交給中組部才是。”他說：“黃老會轉給中組部的，他轉去比我直接交去要好。”我也不知道內中有什麼講究。
果 然，理論務虛會結束之後，中組部老幹部局一位姓牛的處長，打電話到北大找我，要我到西單他們的機關所在地去一趟。他說：“這是黃克誠同志交待的案子，我們 已經研究過了，還需要補充一些材料。”他以為我熟悉案情。我說，我是受人之託，不過我可以向武漢大學的同志轉達你的意見。陶德麟他們直接給中組部寄去了補 充材料。
1980年11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中央書記處最近批准了中共湖北省委關於給武漢大學原校長、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平反的決定。什麼“反動學術權威”、“珞珈山‘三家村’”、“地主分子”等等的帽子，都一風吹了。李達的骨灰由武漢改葬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陶德麟也被落實了政策，後來還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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