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热点以外的出版亮点——回眸2011年

2011年出版的新书中引人注目的热点很多，比如资中筠的自选集五卷，赵越胜的《燃灯者》，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这些佳作已经受到诸多媒体的关注，无须我再多说。我想在这些热点之外，评说一些被忽视的亮点。

　　先说山西作家陈为人的两本新书。对于中国大陆的著作界来说，陈为人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新秀”。其实他早在文革年代就开始创作，专攻他所擅长的作家传记也有十年了。十年来，他坚持鸡鸣即起，笔耕不缀，已经完成了十余部书稿，但在中国大陆出版社一直没有亮相的机会。他的代表作《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只好在海外付梓，曾得到圈内专家的激赏。直到2011年，内地出版社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8月份，《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作为“新史学丛书”之一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10月份，《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在金城出版社面世。据说，他又有几部著作已经与几家出版社签约，将在2012年亮相。就像一个辛勤耕耘的老农，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无论在史传写作领域，还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陈为人都可称独树一帜。尤其与时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相比，他更显棋高一着。他审视作家的重点在人本而不在文本。他关注的重点是作家的人格、命运、操守、个性，是作家所处的政治环境、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是作品背后的故事，而不是阐释作品本身，更不是用学院派的方法，依据某种理论概念对作品进行分析和归纳。这样写作家，关心当代文学的人们可以看，不关心文学的读者也可以看，从中得到知人论世的乐趣。因为作家也是人，也和我们在同一时代背景中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和我们相通。读他们的人生，也是读我们自己的人生。他笔下的传主，大多都是自己的熟人、师长、朋友、同事。他写这些人，有直观的感受，有与对象的直接沟通和互动。写熟人，他不是一味溢美，而是力求真实。古人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其实做起来很不容易。他走进作家心灵的途径，主要不是通过已有的出版物、印刷品，而是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尽可能采访作家本人和知情人。口述采访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增强传记的生动性，更重要的是，本身就提供了独家的新鲜史料，可以大大提升传记的史学价值。陈为人曾经担任过山西省作协秘书长。这使他对文坛的官场游戏规则、文艺体制的微妙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有直观真切的感受，几多苦闷、几多踌躇、几多无奈、几多虚荣，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都见识过，品尝过。一些文坛官员，沉浸在其中，陶醉在其中，自得其乐，久而久之，本身也成为官场文化的一部分。而陈为人志不在此。他从官场退休以后，同时在精神上跳将出来。他以人类古今中外的文明为参照，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周围的世象，透视当代中国文学和权力之间五光十色的冲突纠结，这就使他笔下的作家有了厚重的命运感。经历给予他的这种优势，也算得天独厚。

　　再说另一位山西作家毕星星的新书《坚锐的往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他也是一位年逾花甲才脱颖而出的“新秀”。他退休以前是《山西文学》副主编。身在文学界，作为评论家，以前当然不可能没出过书。但这本书是他生平第一本收版税的书。他说，90年代以降，出版社收入和出书效益挂钩，进而改制成为企业，追求利润成为天然合理的事情。这时出版社推出了一个图书品种：自费出书。自费出书之中，有一大部分其实是公费。尤其是官员，书记县长要出书了，政府部门会给他缴纳足额费用，有下属给他张罗技术事务。几年的讲话报告收齐，出了书，再利用权力推销到各个部门，收入归己，一本万利，出书成为牟利手段，有时甚至成为洗钱渠道。现今的出书，大量的伪劣产品充斥，真正有价值的图书，正在汹涌澎湃的文字垃圾大潮里灭顶哀鸣。出书失去了神圣，作家消退了头上的灵光，买卖书号的人们在金钱的威逼下猥琐无奈，领回新书以后又面临卖书的尴尬。在这种格局下，只有靠作品本身的魅力，让读者掏出真金白银，心甘情愿买你的书，才是一个作家最大的欣慰。他这样看中本版书的价值，当然很对。但如今的出版界也有一种“马太效应”：你越出名，出版机构越追捧你；你不出名，出版机构就不愿意理你。在这方面，毕星星也经历了多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慧眼识珠。

　　中国写散文的作家多如牛毛，但毕星星的散文却别具一格。他笔下的往事，都是地方的、基层的、乡间的故事，却又分明是中国的、时代的缩影。这和他独特的经历有关。大跃进年代，他是一个小学生，便被当地树为小诗人，成为党政领导刻意营造的典型。这使他对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典型的命运感同身受。后来他当了兵，文革中参加北京军区写作组，对于体制的内情更有切身体验。加上他敏锐的文学感受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这就使他的散文形成了独特的韵味。他的眼光从自己，从身边，到家族，到村庄，到朋友，到他所接触的大人物，一一看去，呈现出别样的色彩。有宏观视野的作家、学者，很难有他这样独特的基层体验。有基层体验的万千百姓，往往又不具备反思能力和表达能力。兼备两头，成为毕星星的优势。《坚锐的往事》只是他浮出水面的起点，好戏还在后头。

　　《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米鹤都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是一本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专著。他的研究对象是当今60岁上下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经历具有传奇色彩，还没结束金色的童年，就赶上了饥饿的年代，还没有成年，就被当成革命小将，充当文革的先锋，随即被抛出城市，上山下乡。返城后先成为最大的待业群体，又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共和国三十而立，他们还未能立足，共和国四十不惑，他们却惑上加惑，共和国五十而知天命，他们中的多数人却要再次为生存拼搏，共和国六十耳顺之时，这代人则被社会彻底边缘化。作为普通人，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正渐次退休，淡出社会前台，但在中国政坛高层新老交替过程中，这一代人中的政治家又行将登顶，掌握国家航船的舵把。“成功的光环背后，却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对这一代人文化性格的研究，不仅是凝望夕阳的余辉，也是给中国的明天把脉。


　　《质疑四大文明古国》（陈明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的主旨是颠覆了一个重要的常识——中国和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合称“四大文明古国”。作者以根据现有的考古学成果提出，如果比较文明的悠久，长江黄河流域的文明发育比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都晚，比印度河恒河流域、爱琴海地区也稍晚一些，只能算是排名第五的文明摇篮。中国也不是惟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当今世界，除了埃及、印度，还有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等国，文明史都不比中国短。作者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四大古国”之说在中国的形成过程，提出应该纠正这种不符合史实的说法了！

　　十几年来，对公民教育的呼唤此起彼伏，但相关的书籍却鲜见出版。笔者曾参与两种人文读本的编写，其实都是意在公民教育。有的流行一阵，然后遇阻，有的只激起浅浅的涟漪，又悄然无声。杨东平等教育家也曾倾力打造公民教育的系统教材，因外力而夭折。2011年，我终于看到了一套亮明《公民读本》旗帜的书籍。这套书共五本，分别为个人编《为我唱首歌吧》、家庭编《家，甜蜜的家》、社会编《全世界都在对我微微笑》、国家编《我有一个梦想》、世界编《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主编李庆明，选编李冰，21世纪出版社出版。李庆明是一位有理想有激情的中学校长，李冰也是一位多年摸索公民教育的中学历史教师。他们的选文自然切近中学生的阅读趣味和接受能力。其实，公民教育，早就是世界上多数文明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我国因公民教育缺失造成的恶果，有识之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公民教育的难点不在于对公民义务的宣扬，而在于对公民权利的坚守，在于二者的平衡。21世纪出版社是中国少儿读物出版的领跑者，他们不避艰险，勇担公民教育的使命，值得称赞。

　　2010年我曾极力推荐湖北仙桃中学教师梁卫星的长篇小说《成人之美兮》，2011年我还希望看到这样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小说新作。但因我阅读视野有限，未能如愿。就我读过的有限的几本小说中，印象较好的是浙江文坛新秀李素红的长篇小说《花落红尘》（作家出版社）。此书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讲述了几位70年代出生的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命运。她们或教书，或从艺，或经商，或做官，命运无一不是悲剧。从乡村到城市，从市场到官场，从家庭到社会，四处险象环生，潜规则几乎无处不在。蒙昧是伤害，放纵也是伤害，背叛是伤害，失落也是伤害。这四十年，中国性伦理、性文化的改变特别急遽，在这个改变中，不论是性暴力、性交易、性出轨，还是感情的背叛、婚姻的解体，受到更大伤害的往往是女性。本书是作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所以把自己生平的所有感动，都毫不吝惜地投入进来，让人感到细节密集，这正是小说具有一定感染力的原因。

作者:丁东，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