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之下的兩制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顧敏康

【明報專訊】原以為，鍾庭耀先生在「身分認同」的民調中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讓受訪者選擇其一的做法，僅僅屬於命題是否「學術嚴謹」或是否「符合邏輯」的商榷問題，在學術層面探討就行了。沒想到，這個問題很快被上升到政治層面。有人認為郝鐵川先生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的身分，點名批評一個學者的研究，是干涉學術自由。問題一旦被政治化，所展開的討論便失去理性，也不利於解決問題。筆者試圖再從學術層面探討民調問題的設計瑕疵，供民調者參考。

民調問題的設計瑕疵

針對命題是否嚴謹和符合邏輯的批評，有人堅持認為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按他們的觀點，香港回歸前就這樣做了，所以回歸後繼續這樣做應該沒有什麼問題。這種回答當然缺乏說服力，就像有人因超速駕車被警察截停時辯解其他人也超速行駛那樣。超速行駛本來不當，難道人家這樣做，你也可以跟做？顯然不行！

香港回歸前有人這樣做民調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的香港是英國殖民下的香港，當時民調命題的設計者的認知角度可能存在偏差。即便在當時，這種將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的做法也是有問題的。理由非常簡單，大多數香港人是中國人，這是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即使他或她去了外國，或改變了國籍，這種因文化、歷史或血緣形成的淵源是無法割斷的。回歸後，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如果還繼續用這樣的命題去做民調，不僅欠妥，而且必然會引起人們的質疑。香港回歸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大多數香港人是中國人，不僅成為事實概念，而且成為法律概念。將「香港人」這個子概念與「中國人」這個大概念並列提問，不僅違反邏輯概念，而且也容易獲得不真實的答案。

民調是否具有說服力，必然涉及民調者的傾向性、研究題目的設計、被調查者的選擇和溝通，以及民調者對調查結果之解讀。有些人說，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供選擇其一是為了更好地研究身分認同問題，這種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研究身分認同是有意義的，但是，將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的題目設計是存在問題的，因為香港人是否稱自己是中國人與香港人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一個港人或許會稱自己不是中國人，就像一個兒子可能不認自己的親生父母，這種感情上的認定改變不了客觀事實。而且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其中的原因，而不是一個簡單的表象結論。誠如有文章指出，香港可能存在一種病態的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好像中國的好壞與香港是無關的。如果民調者用香港人與中國人並立的命題去調查，估計有不少人會選「香港人」。但是，這僅僅是表象的結論，因為民調設計者沒有進一步讓被調查者回答其選擇香港人身分的具體原因。由此得出的「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高於「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不僅缺乏說服力，而且容易被別有用心者用來借題發揮。

不存在干預學術自由

有些人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學術自由，而郝先生對民調問題提出疑問，就是干預學術自由。其實，這種簡單演繹的結論也是值得商榷的。

郝先生作為中聯辦的一名官員，其維護一國的核心價值責無旁貸；其作為一名學者，指出民調問題設計不科學，並無不當之處，也不存在干預學術自由。毫無疑問，學術自由不是漫無邊際的，學術自由也包括學術批評的自由，兩者是不矛盾的。將學術批評無限上綱，籠統指摘其干預學術自由也是欠妥當的。學術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一國之下的兩制」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郝部長從一國的角度對民調提出異議，民調者如果不同意，完全可以展開學術商榷，而不應該用一句「干涉學術自由」來迴避問題。

筆者同意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整合民心的力量不是強權威嚇，也不是經濟利誘，而是大家都認同的目標或價值取向，但是，筆者也反對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某些人得好處時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對時政不滿時認為自己只是香港人。這種混亂的、機會主義的身分認同現象，應該引起警惕。香港回歸10多年，「一國兩制」常被誤讀。其實，「一國之下的兩制」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維護這一核心價值，也是每個港人的職責。應該說，香港與內地的確存在差距，要縮短差距還需時日。內地存在不足之處，港人有自己的看法，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籠統地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做身分認同調查，其結果可能反而不利於弘揚「一國之下的兩制」的核心價值。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