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代表能協助 社會中的弱勢者，醫生則能減輕病人的痛苦，台灣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簡稱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並未像父親或哥哥一樣成為民意代表與醫生，但同樣走 上了一條幫助弱勢者的道路——律師。如今，司改會已成為台灣推動司法改革的重要力量，在其中領頭的林峰正除了持續引領人民參與司法外，還希望打造社會的司 法倫理，讓台灣的司法體制陋習盡除、受人讚揚。
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每一個案件走的時間都很長，例如司改會成立後的第一個案件是蘇建和案，救到現在已經過了15年。”蘇建和案是台灣最受矚目及最具爭議性的案件之一，案情疑點重重，歷任的法務部長馬英九、廖正豪、城仲模、葉金鳳、陳定南皆無法下結論。
1991年，汐止吳銘漢夫婦遭人發現陳屍家中，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三人被以“結夥強盜、強姦、殺人”等罪名宣判死刑，3人原在檢警訊問時口供犯罪，但後來否認犯案，指曾遭刑求，不過當時在軍中服役的王文孝已在1992年被槍決。2003年，經律師聲請再審後，臺灣高等法院改判3人無罪，但2007年臺灣高等法院再更一審時，又改判死刑。2010年，最高法院更二審再度判決無罪，經檢方上訴後，2011年4月，最高法院以還有疑點尚未釐清為由，將無罪判決撤銷，發回高院更審。
雖然蘇建和案纏訟20年還未有結果，但已促使社會更重視刑事訴訟制度及警察制度。蘇建和案以外，司改會也積極處理盧正案與江國慶案，前者的案發時間為1997年，台南聯華公司老闆娘詹春子遭殺害，兇嫌盧正事後翻供表示並未作案，當初承認是因警方刑求逼供。但2000年最高法院仍三審判決死刑定讞，盧正於當年遭槍決。目前司改會仍在為此案奔走。
江國慶則確定為刑求逼供下的受害者。1996年臺北市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內一名五歲謝姓女童遭姦殺，軍方的專案偵辦小組快速破案，認定當時正在服役的江國慶涉案，1997年將年僅21歲的江國慶槍決。2011年1月，臺北地檢署傳喚相關涉案人許榮洲到案說明，許榮洲坦承犯案，江國慶也被確定是由於刑求逼供導致冤枉被判死，此案也成為台灣在“228”事件和白色恐怖以外，第一宗確認的冤死案件，受到社會的極大關注。而司改會協助江家籌組的義務律師團已向軍事法院遞狀，要求軍事法院聲請再審，撤銷江國慶的死刑判決，之後的冤獄賠償及對違法失職人員的究責才有法律上的基礎。
林峰正表示，江國慶當初在事件發生後立刻從軍營被帶走，其父親與江國慶第一次見面時，江國慶甚至不敢告訴父親自己被冤枉，因為他知道對話會錄音。“長期以來，不只軍事看守所，一般看守所也會錄下對話，因此我們後來申請釋憲成功，證實違憲。”
林峰正指出，通常處理個案的第一步是找監察院陳情，或者申請大法官釋憲，除了上述幾個較重要的人權指標案件外，“我們也幫流浪法庭30年案（第一銀行押匯弊案）、律師接見被告遭錄音案，錄音是國際人權規範中被禁止的，因為律師與被告間的會面有秘密權。”
除了個案外，司改會還進行制度的檢討，“幫了個案後，結果會回饋到整個制度本身，讓制度有所改善，讓社會有更深層的思考，比如蘇建和案，我們一直強調有刑求，希望修法，要求以後警察或檢察官問被告一定要錄音。”
雖然以冤枉判死的案件來看，結果都差不多，原因也都是刑求，但林峰正指出，在不同年代發生的案件，仍可看出不同點，越靠近現代的個案，關注的層面越細，表示制度的改善已經產生了效果，雖然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一種進步，但進步很慢。
“只要是人運作的制度都會出錯，所以即使到現在都還是有冤案，但比如15年前的冤案，可能被歐打，然後遭槍決，10幾年前的冤案，比如江國慶，是受到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不讓睡覺、要他一直做伏地挺身，到了盧正，就是拐騙、詐欺、疲勞訊問。”林峰正說，由此看出，刑求逼供的過程或許漸漸不那麼“慘”，因此可說制度的改善回饋到個案身上，也等同回饋到民眾的感受上，但司法制度與人權的改善，仍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並且由於翻案所引發的問題，也是非常值得再探討的議題。
目前最受台灣社會關注的司法議題之一，就是是否該執行死刑。反對者抨擊的部分為，無法證明死刑對治安有顯著的改善，但枉死或差點枉死的案例卻明顯可見，但贊成者則認為，死刑犯的權利不應高於受害者與其家屬的權利，且死刑的判決都是經過三審定讞。
林峰正指出，江國慶案剛發生時，社會的輿論氛圍一面倒指責江國慶，認為罪證確鑿，但如今確定為冤案，大家反而將矛頭指向軍事法庭。同樣的，2010年初死刑的存廢在台灣吵得最兇時，整個社會集體反制，認為“不執行死刑就是違法”，但江國慶確定被冤枉後，民眾是否該反過來想想人權以及死刑背後的制度缺失？
為了更直接地教育民眾，司改會成立法治教育中心，2003年從美國公民教育中心引進一套新教材《民主的基礎系列課程》，在台灣各地的小學、國中推廣，讓法治教育向下扎根。法治教育中心也與各地律師工會合作，訓練律師到學校授課。教材的內容都是一些原本學校不會教的事，包括認識隱私、正義、權威、責任，例如要求小朋友分辨洗碗、做功課、溜狗等事情是誰的責任，進一步引導小朋友認識不負責的後果，以及責任的來源。“都是現在公民應該有的現代法治觀念。”林峰正表示。
法治教育中心至2011年已推廣了5年，由於影響力逐漸擴大，法治教育中心的辦公室已搬出司改會，2011年可能獨立出去，另成立一個基金會。司改會也出版雜誌與書籍，以及發行電子報、架設網站與博客，利用新科技促進台灣人的法治觀念。
台灣法官制度亟待改善
雖然在林峰正的領軍下，司改會不斷為台灣的司法做努力，台灣的法律也不斷進行修正，但至今台灣仍有許多司法問題。“制度已經修正這麼多，為什麼民眾對司法的信賴度沒有明顯提升？”林峰正認為，是因為對法官、檢察官的監督不夠，這些人因為不需要負責任，因此由他們經手過的案子不被信任，“所以我們推法官法、淘汰不好的法官。”
台灣的“恐龍法官”從2010年開始引爆話題。2006年高雄一名3歲女童遭性侵，被告於一、二審都被判重刑，但最高法院審判長邵燕玲卻以“無法證明被告是違反女童意願”為由，發回更審，高雄高分院更在之後改判被告無罪，引發社會嘩然，大批判決離譜。除此案外，台灣中部也發生2歲女童及2歲8個月女童遭性侵和凌辱案，法官認為被害人沒有反抗，改依姦淫幼女罪從輕判刑。這些案子的出現，反映出台灣法官遴選與考核制度的重大缺失。
“恐龍法官”所引發的爭議，讓延宕多年的法官法順勢在2011年初於立法院完成一讀，此法的核心部分，就是法官的考核和升遷機制。林峰正表示，司改會過去一直在監督法官法，如果法官法三讀通過，將積極協助民眾檢舉法官，也會帶學生做法庭觀察，希望改善法官的態度。
林峰正指出，大家現在對淘汰“恐龍法官”很感興趣，但對付“恐龍法官”的方法不應只是淘汰，而是思考應該找什麼樣的人去當法官。“不是每個會考試的人都適合當法官，但我們長期靠考試制度選擇法官，有的人心性、人品或精神狀態不適合，多數人還都非常年輕，只有20幾歲。雖然有候補制度，但候補的代價誰在付？是一般受審理判決的人在付。”
反觀其他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法官的產生是經由選舉，對象是社會聲望較好的律師與檢察官，此外，還有陪審團的協助。在這些國家裡，訓練法官的代價是由法官自己支付，“我做律師，訓練自己，學得經驗，民眾肯定我之後才能當法官，當行政、立法、司法都要接受民主選舉定期檢驗的時候，不會壞到哪裡去，要壞也壞不了多久，現在台灣唯獨司法只要考一次試，就當一輩子法官，除非做壞事被抓到。”
因此，林峰正認為重點不是淘汰幾個法官。對於淘汰3％法官的建議，林峰正說，這是“不得了的事”。“我們只有1700名法官，3％就是50個人，會動搖國本的。而且淘汰50人，司法就會變好？打死我也不信，因為真正好的法官，我認為不到100人，其他1500都是65分、75分，這些人也不可能要他們重新考試。”
因此若要徹底改善法官品質，應“從根救起”。林峰正表示，司法院第一要考慮的是找什麼樣的人當法官，不能用考試的方式來挑選，其次，對於成績表現在中間徘徊的法官，要做到退休還有非常久的時間，因此需思考什麼樣的制度才能讓他們兢兢業業、對每件事都如履薄冰。
“但現在法院不願終結法官考試，只同意5年做一次全面評鑑，這樣的評鑑不接受外人參與，比每年評一次的考績制度還要糟糕。”林峰正指出，就算是考績制度，也是內部自己打成績，因此最需要的是由公民監督法官的表現，除了個案檢舉，淘汰特定的人外，還要辦定期的全面評鑑，這也是司改會正在做的事。“方法如何可以再討論，但一定要外部參與。”
相對來說，社會對檢察官的關注度較低，但“檢察官辦案都在密室裡，所引起的民怨，不比法官少。”因此未來司改會將花更多時間監督檢察官，例如將2009年與2010年最高法院判決無罪確定的案件找出來，由30位律師分頭進行研究，察看是否有檢察官胡亂起訴，或地方法院判決無罪後，檢察官仍在證據不清楚的情況下上訴的案例，目前司改會已察看完2009年的300多起案件，發現1成多極可能有問題的案子，司改會將向承案律師索取全部的案卷，研究後發表。
“司改會過去比較少主動出擊，以後會將更多心力放在這部分。”林峰正說。
由下往上推動司法改革
貪污的情事各領域皆有，但審判貪污者自己卻貪污，更令民眾無法忍受。2010年台灣爆發高等法院法官與檢察官集體受賄案，社會上也傳出“如果想保持清廉，就不要進司法界，因為大家都貪，不得不跟著貪”的說法，讓台灣法官與檢察官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其實不只2010年，被披露的司法界收賄事件向來沒停過。
林峰正表示，法官收賄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但改善這種情況沒有速效，第一一定要肯辦，司改會辦了幾個高等法院的法官後，短期內的收賄者會比較收斂，但時間過去後又會故態復萌，因此必須持續把這些人揪出來。“問題不是揪不出來，而是願不願意下決心處理，這種情況都存在幾十年了，不可能不知道，只是在官官相護和省麻煩而已。”
此外，整個社會的氛圍也要改變。林峰正舉例，30年前父親當律師的時候，那一輩的律師都認為，如果法官不是收了錢後指鹿為馬，“就還好”，因此花錢買正義是還可以接受的事，社會也普遍認為進法院就是要行賄，才能確保自身的權益，使得大家都去找門路受賄，有錢人則出重手，由於大筆的金錢一定有人願意拿，因此早期有錢人對台灣的司法不屑一顧。這些有錢人除了有案在身時行賄外，平時也掏錢出來為自己買保險，投資政治，一旦出了問題，政治人物將代為搞定司法，進行關說。
雖然行賄事件一直存在，但其中也產生了一些變化，使得賄賂不再如此容易。“現在社會更開放透明，買的風險提高，會碰到一些買不動的，即使是有錢有勢的大官和生意人，一樣會被司法修理到。”林峰正表示，以後的司法受害者不是只有窮人，大官、生意人也可能遭殃，意識到這點後，行賄者會察覺出司法改革的重要，慢慢的社會氣氛也會跟著形成。
“所以司法必須透明化、提供公眾監督的可能性。15、16年前，法官宣判前要先送給院長批閱、認可後才能宣判，現在的軍法審判仍是如此，可以想見這其中藏了多少魔鬼？”好的一面是，干預成本提高的情況下，如今法院院長反而開始自我解嘲“什麼都管不到，只能管法院的停車場”。林峰正表示，更透明的制度雖然讓院長的權力縮減了，但獨立性卻增加了，能夠自己決定一些事物和人員的分配，林峰正相當支持這樣的自主權提高，因為這是司法獨立必須有的基本要素。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專門打擊貪污的獨立執法部門，而香港的清廉度則是世界有目共睹，台灣對於是否該成立類似廉政公署的機關，也有許多討論。林峰正認為，成立這樣的廉政公署不是壞事，問題在於，如果以現行馬英九政府規劃的方式來執行，廉政公署不會發揮效用，因為馬英九起用的政風人員中，有一部分是原來的班底，只是將招牌更換一下，將原本閒置不用的人力集中起來，而原來的人員如果有效，台灣的現況就不會是這樣了。
台灣司法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是利用輿論辦案。前總統陳水扁貪污案的偵辦從一開始，就引來多位外國學者的批評，認為聲押和審判的程序都不合法。林峰正也認為這是台灣司法的缺失所在，“陳水扁案的程序非常有問題，檢察官辦案的手段有些惡劣，比如明顯不符合羈押要件，並且雖然規定偵察不公開，但透過輿論辦案，每天都有新消息給媒體。”林峰正指出，案件經過道德審判後、已先將陳水扁打倒， 這是不合法的作法。“但台灣的檢察官非常習慣這種辦案方式，利用手上的偵察秘密餵養媒體，媒體再醜化被告，檢察官再來辦案。這是僅針對程序上的批判，陳水扁如果貪污，罪該萬死，但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辦案方式。”
軍事法庭方面也出現亟待改善的問題，目前台灣有200至300名軍法官，但由於台灣不斷裁軍，法官手上的案件已非常少，與另外1700名法官處理台灣全部的民事、刑事案件相較，顯得不成比例。林峰正表示，20年前的軍人有40萬，現在只剩下20萬，義務役的役期也一直縮減，至今只剩下1年，而從前士兵多半犯下的逃兵案，到了今日，在軍中生活大幅改善、兵役期縮短的情況下，逃兵案已很少出現，有軍法官甚至有半年的時間，手上的案件是零，即使有案子辦，成果也不令人滿意。“軍法系統花了很多納稅人的錢，實在應該改善。”
林峰正認為，未來的司法改革，將是由下往上推動的力量，如果寄望由上往下推，恐怕行不通，因為對司法院來說，特別是得罪人的事不會做，一遇到要淘汰法官，就喪失了決斷力。
林峰正表示，雖然司法像一個象牙塔，但社會對他的監督越強，它出錯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因此司改會一直努力引進外部力量予以制衡。其次，台灣司法本身也有典範並未建立的問題，典範可透過規劃養成、自然淘汰等方式建立，但台灣不像日本一提到司法典範，馬上就會想到兒島惟謙，台灣沒有司法典範，因此倫理的養成相當困難，對於司法自我養成的部分，林峰正坦承能期待的還很有限，因為司法界利用民智未開，企圖塑造一個菁英文化，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公務員醬缸文化的世界，會收錢、會關說，並非真正由一群菁英所組成。
放眼他國，台灣有許多可借鑒的司法模式，包括越來越多亞洲國家和地區執行的陪審團制度。林峰正認為，雖然以台灣的情況來說，找民眾當陪審員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但或許是個可以考慮的制度。若以最相似的華人地區——香港來說，很早就有陪審團制度，也幾乎沒聽說過香港人抱怨此制度。受英國文化影響的新加坡，也很早開始陪審團制度，此外，韓國在2009年開始陪審，日本在2010年開始陪審，都是讓人民有制度化的管道監督政府，因此如何避開可能出問題的部分，或許是台灣下一階段的司法改革要思考的方向。
而司法體制一旦建立起良好的名聲，將為整個國家或地區帶來國際上的益處。“其實新加坡的司法在十幾年前被批評得一塌糊塗，也是經過這麼多年建立起標準審判流程；香港在東亞經貿競爭中一直保有一定水準，親民、進步的司法體制幫了不少忙，因為很多國際貿易糾紛或簽約，在約定管轄地點時選擇了香港，很少人約定台灣，因為台灣的司法制度不被信賴。”林峰正說。
每個人都應主動質疑不對的事
雖然台灣司法制度仍有相當多的缺失，但與以前相比，仍有了進步，林峰正舉例，辦案空間變大就是一個進步。對於台灣未來的司法改革，林峰正認為能最快見到的應是《法官法》在立法院的三讀通過，《法官法》一旦通過，將更透明、監督力量也會更強。而下一階段應推動的，是人民如何參與司法，包括考慮陪審制度，其次是法官的遴選制度，應廢除以考試的方式遴選。
更長遠地說，台灣的司法還應建立自己的審判文化與倫理，但這點是否能成功推動，與社會有很大的關係，如果社會更公平，更無法容忍不公正的事，則文化的型塑會更好。
林峰正有些無奈地說，踏入司法界以來，很明顯感受到司法界就是一個官僚階級，再怎樣好的人，進入官僚體系後還是會被污染，能潔身自愛很不容易，因此也對法學教育感到失望。“就為了自己的一點好處，為了權位，可以做出見死不救的事，檢察官也喜歡辦大案、做英雄。”林峰正說，早期改革派檢察官由於是政治任命，辦案向來被干預，因此想盡各種辦法，包括利用媒體辦案，來突破上級的干預，但台灣民主化後，檢察官仍用這套違背程序的方式辦案。“陳水扁的特偵組裡，也有社會形象良好，從前被視為‘改革派’的檢察官啊。”
雖然對於台灣的司法現狀有許多無奈，但對司法仍抱有期望的林峰正，仍每天一點一滴努力推動改革。或許掛在司改會牆上的文字清楚訴說了司改會中每一個人的期待：“我們對司法有一個夢：期待有一天——守法的人不孤單，違法的人心有畏懼，每一個人皆能得到心中的正義；期待有一天——司法能成為我們共同的許諾，許諾一個公平的審判，一個平等的文化，一個體現正義的社會。”
問起林峰正是否覺得自己很有正義感，否則天天面對負面的案件，如何堅持不懈？林峰正又是一次無奈的笑：“看到不對的事，會想做些什麼的想法，是很正常的，所以每次被這樣問，都會覺得好奇怪，我們想對不公平的事做點什麼，竟然被特殊化了。”林峰正反問：“看到不對的事，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去質疑嗎？這個社會已經畸形到一個程度，太多人見死不救，好像你要有特別大的勇氣，才願意給予幫助，我無法理解。”或許，打抱不平是與生俱來的本性，開始會思考打抱不平的後果，才是社會化之下的負面影響吧。（《明鏡月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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