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离开中国抵达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13号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陪同下，到访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了本台专访。余杰谈到他来美国的原因，以及对当前中国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看法。我们将分三次播出这次专访的内容，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何平对余杰专访的第一部分。
记者：“大家好，中国独立作家余杰星期三抵达美国，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余杰本人和在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先生光临自由亚洲电台的转播现场。
余杰先生，你好！欢迎光临美国。吴弘达先生，你好！ 也欢迎您到访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注意到目前海内外各界对您举家离开中国都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与您前几次到访美国的经验相比，这一次踏上美国这片土地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呢？”
余杰：“我是从2003年第一次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访问，到现在差不多有美国有10次以上了，但是跟前面所有的访问都不一样，这次到美国我将会在美国有相当长时间的居住，也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到中国，这样一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但是又是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因为我作为一个作家，对我来说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宗教信仰的自由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应当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但是从2010年4月份，刘晓波先生——我最好的朋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像我这样多年以来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我在国内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前面我谈到的三种自由，最基本的这些权利都没有了，所以我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到美国来生活来继续我的写作和我的事业这样一个选择。”
记者：“目前在国内的独立知识份子，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学者受官方压制的现象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从刚才您介绍的种种情况来看，你长期在中国所处的人身自由受到监控。您提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今年年初茉莉花革命期间的中国的一些打压状况，您在期间还受到了警方的人身迫害，那么除了刚才您介绍的几种原因之外，导致您这次决定出走中国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余杰：“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希望我的人身安全能够有保障。所以我前几次访问美国时，很多朋友都劝告我让我留在美国生活和写作。我说我是一个中文的写作者，母语的环境贴近中国的大地来写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说只要我的人身安全没有受到致命的危险的情况下，我会留在中国。。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一个底线已经被突破了，所以在2010年12月9日，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被北京的秘密警察从我家里用黑头套绑架到北京郊外的一个秘密地点，然后大概在北京的北郊昌平，在他们这个秘密地点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好像10点一直蒙着头，不准喝水，也不给饭吃，然后强迫我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动也能不动，一旦动一下就拳打脚踢。
到了当天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就冲进来三个便衣对我进行非常残酷的肉体的折磨，比如说有打我的耳光差不多超过100次以上，然后有两个人把我按住让我跪在地上，把我的所有衣服全部脱光， 然后用脚踢我的身体。所以我的一根肋骨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但是他们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种打人的训练的。所以我被释放以后，我到医院去检查，照片里的那个骨头也没有断，也看不出任何伤痕来，但差不多我有两个月的时间睡觉要翻个身，要起床都非常困难。还有比如说他们强迫我把两只手摊开来，他们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来踢我的手指。他们也提到在2010年我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他们说这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罪名。他们说我非常恶毒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我是用我的这两只手在键盘上把这本书敲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瞥断，他们甚至威胁要用烟头来烫我的脸。
然后他们还提出我的其它罪名，一个罪名是他们认为过去十年以来刘晓波先生所从事的这些人权、追求自由的这些活动我都有参与，而且我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助手，包括像《零八宪章》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说在刘晓波先生获奖以后，他们觉得跟西方已经完全撕破脸，但也不害怕西方舆论的这些批评跟这些报道。所以他们觉得非常愤怒，但是他们又不敢对刘晓波先生本人有这样身体上的折磨，所以他们把这样的愤怒发泄到我的身上。还有一点，他们也通过很多渠道监控我的E-mail 和电话，知道我在着手写作刘晓波先生的传记。所以他们说这本书绝对不能够出版。如果这本书出版，他们一定要把我送进监狱。所以我想我选择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我要让这本书能够出版。
能够让无论是华人世界还是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到晓波先生他的思想、他的经历、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所作出的一切）、他的奋斗、他所经受的苦难和做出的牺牲等等。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本书来把这个信息传达出来。所以我是预计大概两个月以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在香港能够出版，以后慢慢地有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等等各种西方主要语言的版本得到出版。”
记者：“谢谢余先生，我相信只是谈及这些受到迫害的细节也能够为您目前的精神造成痛苦。吴弘达先生，就刚才余杰先生向我们广大的听众、观众所表述的这种不为外界所知的迫害状况，作为一个独立学者，您是怎么看待余杰先生离开中国的原因呢？”
吴弘达：“首先，我认识余杰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到美国来，国务院邀请他来。我的年龄跟余杰差不多差了一倍，他30多岁，我70多岁。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连天安门事件都没有参与，是一个北大的毕业生，他就写写书。我觉得这很好，可是到后来几次再来我就觉得情况很不好，很危险。因为中共是这么一个专制政权，它不允许你说任何不同于它的观点。但是余杰就说我要说我的话，这就是麻烦。他在我们网站还有其他网站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出了几本书，但是这些书国内都不能发，这是一件事情。但是余杰就是一直坚持说我可以说我的话，在美国这个没问题，可是在中国就不行。还有一件令我奇怪的事儿就是去年12月9号，就是刘晓波得奖的那天，我不知道，我在奥斯陆看这个颁奖，余杰不见了，这是我知道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的，我知道第一次，恐怕还不是第一次这样残暴地毒打一个人，这个我认为这个政权恐怕是到了一个危险地步才不得不这样做。打完以后余杰两个月不能翻身，不能起床，而且人家说那身上应该有伤痕，我说绝对没有，打人的都是专家，一点伤痕都不会有。然后花了一年时间，没有办法，又让他走了。
我觉得一个政权到了这么一种地步的话，确实是很难让人相信和接受的一些事情。如果是一个政权，包括胡锦涛包括温家宝说是要谈到所谓的改革，所谓的民主等等，让大家有所发现，有所讲的话那也还可以有一个缓冲的余地，像这样一个独立的作家现在不得不亡命海外，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在里头，一个在这儿。这就是刘晓波跟余杰两个人的结果。”
记者：“余先生，有一种评论认为您这一次的举家离境可以看作是一种被放逐出境的现象，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
余杰：“我觉得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权状态急剧恶化，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一个个案，最近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知识份子都离开了中国，据我所知还会有几个人他们也正在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我在离开中国的前一个星期，我见到中国很有名的作家王力雄先生和他的妻子也是一个藏族作家唯色。王力雄先生听我谈到我所经历的这些遭遇以后，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从1989年以来，中共当局第一次用这样的酷刑来对待手无寸铁的作家、知识份子，而且那一次我是持续了3个小时的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以后，我陷入了昏迷、全身抽搐，然后被送到医院抢救，刚开始是在那个附近的一个医院，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是昌平的一个医院，那个医院的医生说已经没有办法抢救了，必须要送到市里去，所以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市内的一个高干医院，北京医院。然后经过医生的抢救才抢救过来，所以显然不是一个象征性地来恐吓一下，而是他们蓄意的、非常残暴的、非常野蛮的这样的行为。所以王力雄先生说他曾经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黄祸》，他说原来这本书只是他的一个想象，但是他说从我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觉得他在惶惑中所写到的这些情节在中国慢慢地都变成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专访作家余杰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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