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个人的性格，他愿意再含蓄一些；可是他所格外关注的真实感，又不得不如此处理。在《春尽江南》中，格非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的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更为深切。
格非以他特有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逝去吟咏悲伤的挽歌。
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和余华、苏童等一道被贴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划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更为深切。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处处涌动着热情而执着的文学浪潮。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其中不乏已经非常著名的诗人作家。格非裹挟其中，参与并见证了文学激情四射的氛围。常常是一帮人被带到某个人的住处，各路人马汇齐，通宵达旦地讨论，不仅是诗歌，小说也是如此，有时有题目，有时没题目，比谁更有想象力。“那时的写作特别放松。写诗一定要别出心裁的，往往是诗一读出来，大家就笑翻过去。”格非说，有时候，他们为一句话怎么表述恰当争得面红耳赤。比如是“没有人住的房子总归有人住”，还是“总要有人住”，双方引经据典驳斥对方，批评起来毫不客气。常常以“优点就不说了”开头，直接进入主题探讨缺点，没有人觉得这么说不对。马原有一篇小说受到《收获》编辑部的批评，他有些不服，拿来让朋友们看，好几个人都认为批评得对，对马原说：你就认了吧。
“那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创作，各个行业全部打通了，信息量很大。”格非很怀念那时的文学氛围。《诗经》里讲“如切如磋”，如果一个人关起门来写作，往往容易偏枯。
格非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985年的《追忆乌攸先生》。这篇小说还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使他树立了写作的信心。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成为先锋文学阵营里的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20世纪80年代，作家潘军曾在三亚组织过一次笔会，聚集了余华、王朔等等诸多著名作家，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时代变了，作家怎么办？文学有没有出路？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一种面临时代突变的恐慌紧紧地攥着每个人的心。如《春尽江南》中的秀容或者端午。如小说中所说，“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他发现，若干年前的朋友，再见面时已经变了，而这个变化的过程很复杂。
不是渐变，而是突变。很多人拋弃了原来的信念，很多人痛苦地调整自己。这种焦虑，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废名的意义》作为格非的博士论文，其实也与他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无可否认，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受到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影响，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格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试图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我发现西方很多学者才谈到中国小说和文化都非常谨慎。比如热奈特，他会特别强调说：我的理论不包括中国小说。他们看待中国小说非常尊重，作为另案处理。相反， 国内还有很多人不觉得我们的文化有特性，认为中国小说是垃圾，要扫除。”
在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无比丰厚的滋养。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由“乌托邦三部曲”的首部《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90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而此后也有读者认为，作为三部曲，《春尽江南》与前面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有断裂。
格非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即便是十年之前的《敌人》，也是讲述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自《人面桃花》开始，格非从国民革命早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及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进行了痛苦而深切的探索。格非所关注的主题一以贯之，只不过现在的写作更为丰富。他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上的好看，同时更愿意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
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个人的性格，他愿意再含蓄一些；可是他所格外关注的真实感，又不得不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子。“当代的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一个社会乱，首先乱在我们心里。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三部曲”中的“花家舍”，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既隐含着格非所追求的世外桃源，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追求和最高的理想，还暗含了变革的源头。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到处存在，虽然表面看来美丽而干净，实则更加奢靡、浮华。如此，“乌托邦”的陷落成为必然，格非以他特有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逝去吟咏悲伤的挽歌。这大概也是他在《春尽江南》中，要将主人公谭端午设置为诗人的缘故，这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世道人心。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
使格非感到失落和遗憾的是，在关注现实、释放理想主义的书写中，所有的神秘都在褪却，时间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现在就完全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
好作家的基本素质，是对社会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而非单纯地表达个人经验。拉什迪、帕慕克都是这样的，格非在“乌托邦三部曲”中对于存在世界的认知和表现，也是如此。
他自然也常常面临写作上的困惑。人都是有惰性的，一不留神会滑到以过往成功的惯性方法写作。“而且我们这样的年龄，任何微小的改变很难。比如写《春尽江南》，如果我采取的这种方法，是否要付出代价？《人面桃花》中有古典主义的美在新的写作中要不要延续？叙事节奏和基调怎么控制，要不要尝试速度更快的写作？”他隐约觉得有内在的要求需要自己做出调整，最后才采取了目前的叙事姿态。
“哪怕失败也要变。对有一些影响的作家来说，不要担心你的读者怎么看，要不断提醒自己有勇气改变，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乎过去的东西。”格非说，现代社会有不同的思想范畴，每个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如何处理当代问题就要涉及当代思想，这也是困惑之一，如果把小说变成大杂烩也很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从自己内心开始追寻，从情感入手表达，因为情感包容了所有的思想。
《春尽江南》完成后，很多人给格非打电话或发邮件，说被作品深深地触动。“我个人的判断，希望通过《春尽江南》来表现、纪录当代的精神生活，也尝试在叙事上有新的变化，使得它不要有太大的语言文字上的门坎，使得叙事更清晰一些。”格非说，原来作品中的很多迷雾，现在正慢慢拔开。
格非被誉为设置故事圈套的高手，这一点在“三部曲”中同样一以贯之。那么，在不同的时代，“讲故事”的侧重有何不同？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格非说，故事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没有小说只有故事。小说的出现把故事的魅力去掉了，普鲁斯特是反故事的，他称之为“祛魅”；而目前，格非发现，从保罗·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到马尔克斯的作品全是故事，当代作家开始求助于故事，如何用上故事的因素，成为全世界作家的追求。“过去的故事是口口相传的，在流传中磨得玲珑剔透，时间累积重新赋予故事的魅力；故事是和解的，小说是不和解的，是写困惑的。小说家要提供另外的智慧和价值，小说需要重新借助故事的力量。”格非说，他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跟社会和解，又不能轻易和解，哪怕分离和死亡。所以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以《睡莲》结尾，表达了某种象征性的和解：
“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如同格非的《戒指花》中将诗歌拼贴进作品中暗含的某种隐喻，这首《睡莲》在《春尽江南》中承担的功能也不仅仅是文字表面所呈现的力量。
上课、读书与写作是格非人生的三件大事。其中最愉快的是读书，最享受的是写作。每当他要犒劳自己的时候，会拿出半年时间读书；而每天上午是固定的6小时写作时间。写作《春尽江南》时，他甚至怀疑自己得了心脏病，因为他的心总在怦怦直跳，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笼罩着他，像吸毒一样上瘾。“写作使我处在幸福中，写完之后又不由得希望第二天早点到来，早一点坐在桌前，这种感觉非常迷人。”
《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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