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闽：阿拉伯革命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启示

正在进行的阿拉伯革命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引发了全球性民主浪潮，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国家中向往民主的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鼓舞。这一波民主浪潮下虽不会在短期内给中国带来民主巨变，但长期而言必将给中国民主转型造成有利形势。中国民主运动的前途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科技等诸多内外因素。民主人士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结整合力量、教育组织群众、研究形势发展并增强筹划领导水平，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快速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阿拉伯革命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浪潮，使2011年成为与1989年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政治进程也因此增添了变数——民主化是大势所趋，短期走向则取决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因素。

1989-91年，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共产政权在两年内迅速解体，但对中国民主进程促进不大。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相距遥远，各方面往来不密切，在世界政治上的战略地位又远不如前苏联及东欧，因此可以说，短期内阿拉伯之春不会对中国有太大的直接外部影响。

六四及前苏联东欧演变之后，中共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增加，在国际上一度相当孤立。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俄罗斯和某些前共产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受挫、911以后伊斯兰极端主义对西方国家的牵制、以及中共增进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的关系，中共在国际舞台中空间又有所拓展。正在进行的阿拉伯革命会使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共的人权压力，特别是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与西方国家敌对的政权的倒台和即将倒台，会使西方国家更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阿拉伯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向东蔓延至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如伊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其中历来和西方国家为敌的地区大国伊朗伊朗局势的发展尤其重要。如果伊朗专制政府在核设施遭受打击后垮台，拥有核武器的北朝鲜必将面临国际社会的更大压力，而经济极度虚弱的北朝鲜如果被南韩合并，将对中国民众的心理产生巨大震撼。此外，在阿拉伯革命的鼓舞下东南亚各国（如缅甸、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也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实现和平民主演变的探讨

和前苏联一样，中共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共产政权，加上以下原因，中国实现和平民主转型要大大难于前苏联：1、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密切，不少东欧国家历史上曾有民主时期，只要苏联放松对其管制便很容易开始民主化进程，并反过来影响苏联，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外部环境；2、前苏联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半，而且拥有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经济文化较先进的加盟共和国，而中国可以说是单一民族国家，从秦始皇到中共都是集权专制，民主人文思想对民众影响比前苏联更小；3、前苏联为了冷战的需要，国内外要花费巨额军费，加之没有成功实现经济改革，财政上逐渐被拖垮，而中共现已使中国经济半市场化，冷战结束后无需巨额军费，习惯于容忍的民众尚未对微薄的社会福利进行强烈抗议，故财政状况尚可；4、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任苏共总书记后为挽回共产主义运动的颓势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东欧四年内便开始转型，而经历六四及苏东转型的中共实质上已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意识到深入的政改会导致民众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挑战而迟迟不予开展。

在阿拉伯民主革命的四个主要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中，突尼斯和埃及通过和平方式推翻了独裁统治，利比亚通过内战的方式结束了卡扎菲四十年之久的残暴专制，叙利亚的民主革命则正在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着。中国民主改革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共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与民间的民主运动相结合，二是通过类似现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方式推翻专制统治。第一种方式一般可以和平方式进行，第二种方式则和平方式与暴力革命都很有可能。

从茉莉花革命的进程可以看出和平或是暴力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文化传统、民族觉悟。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也动用了军队和警察镇压群众，但军队和警察并非绝对听众独裁者的意志，当政府和群众的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少军队和警察中在成员往往采取观望态度甚至倒戈到人民这一边。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两个政府的专制和残酷程度较轻，这又与文化与民众素质关系密切。以突尼斯为例，其在独立前为法国的移民殖民地，深受法国文化影响，是阿拉伯国家中最西方化的国家之一，虽然资源匮乏经济落后，其教育水平却较高。鉴于以上原因，突尼斯成为阿拉伯革命国家中民主转型最和平、最顺利的国家。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形势之所以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力，取决这两个国家更残酷的专制统治和较保守的文化传统。例如，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人口较少，自然条件比海湾国家为好，其经济是海湾以外阿拉伯国家中最富有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又由于卡扎菲政权对教育投入很少，其国民素质并不高，这一方面造成了和平抗议迅速转为内战，也造成推翻卡扎菲后出现的许多问题。

目前中国政治的专制腐败、贫富差距之大与突尼斯与埃及相仿，但在短期内发生由自下而上的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却小得多。这主要有以下原因：1、中国经济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2、中国是大国，外部势力的影响不如对阿拉伯国家那么大；3、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比突尼斯和埃及要严密得多。

至于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则更小。叙利亚和利比亚是小国，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关系密切，西方国家的干涉也很容易起到效果。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外部属于同一民族的地区只有香港台湾，人口只有大陆的百分之二。利比亚的内战使五万人丧生，占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而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则为六千多万，又是核大国，内战是使国际社会很难接受的，也就不会像对利比亚那样武力干涉中国局势。

不过，对于中国统治阶级而言，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下，像利比亚和叙利亚那样完全以武力镇压群众的民主抗议也是下策。根据联合国数据，目前中国百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百分之四十一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必须依靠与国外贸易金融的往来以实现。如果中共对未来出现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武力镇压，虽然国际社会不会像对利比亚那样直接军事援助，但至少可以作出经济制裁，尤其是针对统治集团的制裁将使中国的特权阶级的利益严重受损。

随着民主革命在中东和北非的蔓延，作为独裁大国的中国会日渐孤立，而中国民众的觉醒意识势必会逐渐增强。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很可能在经济政策方面作出某些调整以减弱民众的不满情绪，与之同时也有可能作出一些浅层的政治改革。另外，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重大矛盾并很难协商解决时，冲突中的某方可能以政治民主化以争取民众支持。

经济因素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

在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中，经济形势都比较严峻，发展基本停滞。也门是阿拉伯国家中最贫穷的，埃及、叙利亚和突尼斯都是地区穷国，失业率很高，尤其是青年的失业率。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在2003年放弃发展核武器并于2008年赔偿洛克比空难后，西方国家解除了对它的经济制裁。之后大量的石油美元使利比亚财政状况大为好转，但绝大部分利益注入以卡扎菲家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很少甚至没有得到改善。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巴林是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中经济条件最好的，其人均GDP与欧美国家接近。可由于政权掌握在占人口少数的什叶派王室手中，财富分配很不平均，普通民众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依然很高。

中国与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同属于低收入国家，但三十年多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1989年时东德的人均GDP是西德的40%，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只有台湾和韩国的20%。如果中国与韩国台湾的经济差距在现有体制下能缩小到前东西德的水平，则中国经济还可快速发展十五年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中共能否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缩小贫富差距及提升教育科技实力。即使中共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今后十余年的经济发展，由于腐败、分配不均和低效是专制体制内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出现问题并停止高增长。到那个时候，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会高涨，现时不断涌现的官民经济纠纷会加剧，民众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也会随之加强。

教育与组织群众

民主转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有许多困难具体的工作要做，首当其冲的是教育与组织群众。在中共内部出现激进政治改革派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中国政治变革与进步的主要希望来自民间，广大了解真相并具有民主意识的群众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民主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缺乏群众基础，即使在独裁政权倒台后民主进程仍会很坎坷，现在埃及和利比亚的混乱情形可以为证。目前的总体情况是，中国民众的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很低，愿意为社会的根本改革做不懈努力并付出牺牲的人很少。举例而言，在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脸书、推特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成为人们发表、交流政治见解的主要途径，而中国网民使用这些自由平台的人数要远远低于使用受中共严格控制的QQ和新浪等网站，虽然翻墙会有一定麻烦。
觉悟的群众还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推动民主，要组织群众就必须有一批取得群众信任、能领导并团结群众的社会团体。这些社团应该是独立于官方的，关注社会问题并努力寻求答案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是宗教的、文化的、行业邻里或阶层互助型的。像冷战时期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波兰的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捷克的为数众多的小剧社都对推动民主运动起关键作用。

信息发布与国际援助

互联网是二十一世纪争取民主的人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其中也有很多值得学习和探讨的课题，如新闻的制作发布的即时性、准确性、可读性以及如何与各方尤其是国外媒体合作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缺乏互联网与国际支持，突尼斯、埃有和利比亚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国内群众既可通过手机和互联网可以了解最新消息，还可以随时保持联络，信息的即时性使更多活跃分子加入行动行列。当地群众和记者将发生的事情以文字和声像的形式即时向外界发布，平面特别是网络新闻媒体大量采用公民报道的材料，使全世界可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态发展。

当国际社会迅速了解独裁政府镇压和平抗议群众的暴行后，就会以舆论、外交、经济直至军事等手段对专制政府施加压力。民主势力在最初的和平抗议阶段，就应积极与外界联络并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官方或非官方、宗教团体或文化机构，其目的可以是为了支持民主，或是出于地区、民族、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共同利益。此次阿拉伯革命国际社会的反应就很复杂，举例而言：因为害怕宗教极端势力抬头，沙特反对埃及的民主革命，但却因为阿萨德政权以什叶派为主而支持叙利亚的民主革命；什叶派掌权的伊朗则支持埃及的民主革命而反对叙利亚的民主革命。

此外，为争取国际援助，民主力量应尽快进行整合并建立能代表各方立场并进行内部协调的组织，以便更有效地领导民主运动并与各方协商谈判。在运动中，应该尽力防范违法犯罪行为，以免当局借口镇压，也应控制极端的民族或宗教情绪，以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同情、承认及援助。

争取统治集团内部同情民主的力量

突尼斯与埃及的民主革命之所以能以和平方式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统治集团内部同情民主的力量；利比亚反政府武装能打赢内战，也离不开大批叛逃过来的政府军将士。从军队到警察再到政府官员，越来越多的原本为专制政府服务甚至属于特权阶级的人们加入到民主队伍，而原本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更多的人则对政府的镇压政策采取消极的态度，使民主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直到推翻专制政府。

其实，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大多数人并不属于特权阶级。警察、军人、政府官员或秘密警察之中的大部分人也只是为了生存而为政府做事，他们虽然得到专制政府某些好处，但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国家中很可能会有更好的生活。而且，这些人多半出生于底层百姓，他们的大多数亲友邻居也是底层百姓。因此，在专制政府镇压要求民主的示威群众初期，大部分军人警察迫于独裁者的淫威只得奉命而行，但当群众和政府冲突加剧时，他们中许多人往往改弦易辙，不愿继续为风雨飘摇中的独裁政府充当炮灰。例如，埃及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就是当示威群众在尼罗河大桥上冒着催泪弹而手拉着手跪下祈祷时，防暴警察流着眼泪扔下警棍盾牌离开现场，而得不到警察保护的穆巴拉克政权则迅速垮台。

虽然中共内部目前没有激进的改革派，但在日益民主的国际环境下，在国内民众不断增强的维权意识和民主呼声下，有可能会出现类似叶利钦的人物。对此类人物，民主人士当然应该积极争取并在行动上予以合作。还有一些人在中共派系斗争中为战胜对手而通过某些政治改革以争取民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人士仍应对他们采取的有利于民主事业的举动予以肯定，并在不放弃自由民主的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与之进行协调甚至合作。

民主运动中的民族、地区和宗教矛盾

专制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对境内的某些民族、地区和宗教实行各种限制、歧视甚至迫害。当民主运动兴起之后，这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宗教派别的人们必然加入反抗专制政府的行列，并往往以更大的热情、勇气投身其中，随之也可能带来许多问题。

原先受到更多压迫的人们可能采取有针对性的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行为，这在发生内战的国家如利比亚表现的更为明显：如倍受专制政权歧视压迫的土著柏柏尔人就在起义过程中对阿拉伯移民进行抢劫。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少数民族或宗教派别也可能要求独立。他们的对专制政权的反抗当然有利于推翻独裁政权，但他们的独立要求可能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并被政府利用，在民主势力内部也可能造成磨擦，从而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

中国信仰宗教的人口只占少数，历史上宗教冲突并不激烈，但宗教矛盾有可能伴随民族矛盾而激化。中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大多数，但分布并不平衡，在青藏高原，藏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在新疆则是维吾尔族人口多于汉族。如果中国发生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藏独和疆独势力很可能会趁机抬头。由于西藏藏人占多数，独立运动很可能会引起藏人与军队警察的冲突，在新疆维人与汉人人口相差不大，则可能有大规模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而宗教矛盾也会随民族矛盾而激化。

结语

综上所述，正在进行的阿拉伯革命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引发了全球性民主浪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国家中向往民主的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鼓舞。这波民主浪潮下虽不会在短期内给中国带来民主巨变，但长期而言必将给中国民主转型造成有利形势。中国民主运动的前途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科技等诸多内外因素。民主人士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结整合力量、教育组织群众、研究形势发展并增强筹划领导水平，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快速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黄闽，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