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艺术----读《大师访谈录》

 硕果仅存者言

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写过一本书叫《人，岁月，生活》；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大师访谈录》则对一系列当代书画大师进行了采访，做出了记录。虽然和爱氏的书不尽相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接受采访的当代名家们，也是在岁月和生活中思考其艺术并完成其人格之塑造的。他们悠长的生命，在外形上，呈现出历史的美感和痛感。美感，是他们的睿智和洒脱；痛感，是他们对于逝水年华和一度饱经摧残发出的慨叹。然而，正像歌德所谓，"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忧伤......"

所采访的十多位名高德重的艺术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战胜生活，战胜苦难的精神。这个精神在笑谈中，竟然也使得强虏灰飞烟灭！邵先生燕祥近有诗云："莫道高堂悲白发，镜中强半尚红颜。"直指采访中人之今日风采。

当然，笑谈之中，他们的忧患意识随处可见。他们或者以诚相待，直面这些问题；或者一笑置之，化为一种辛辣之讽，或者娓娓道来，以期分析之，化解之。他们的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闻之肃然之辈：饶宗颐，吴冠中，周汝昌，黄苗子，启功，......从谈吐的风格上判断，他们个性各异，或信而执着，或笑而谑之；谈话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或言惯中西，或古今纵论，但是他们有一致处，就是，在他们的头脑中，既有宏观的关照，也有细节的深思；宏观之大，大到如何对应今天于历史，如何解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之碰撞，如何解释理智和信仰之终极关怀；细微之处如，如何解释书画之审美，如何安排诗歌之平仄，呼吸。使人们读此书，有面见大师之宜，实在难得。书中被采访者，大都是进入八九大秩之龄的文坛大擘，其言一出，当必反响于世，泽备后人。


传统和信仰


大师们屡屡谈到的，是如何保持和延展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

他们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凿的判断，是他们生活经验，艺术经验在概括，在论证。因为，在其漫长的艺术实践里，他们往往比常人更加了解和体悟上述问题。虽然旧问题没有结局，新问题接踵而来，可是，这些夕阳尚红的老人们，一贯以来，就是些童颜鹤发，天真深邃之辈，他们永久的好奇心，是与日月同光而光的。这样一来，他们的谈话就显得有言他人不能言之可贵处。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一个事务的两面，还是一个事务的一面，近来多有争论。一般而言，说传统文化好，和说其有精髓者，是和说文化传统糟糕，两相呼应的。但是这个本来在政治层面上争论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涵盖政治文化的。因为文化之大，本来就可以涵盖其子目，如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等。所以，这个大前提不解决，下属问题就无法对应。听听大师之言，或可让人解颐。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的，多是大师们呼吁恢复而非否定传统文化的言论。他们担心的，不是鲁迅先生说的，传统文化皆为"吃人"者，而是担心，如中国人没有文化情结，没有历史感，没有道德涵养，倒是会变得一无是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追溯自己在那个年代的遭遇）。

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老话题。自十九世纪末叶，就有打倒孔家店和卫孔之争。当然，马列主义一声炮响，孔家店也轰隆一声倒塌了；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在前几年看到的中国学者反思那时情景的文章，好像唤起了一场结果是未完成的讨论（中国有多少未完成讨论啊！）那时，王国维为中国文化之殉难，和陈寅恪先生为之所做之悼词，流行一时。那个悼词，是对中国文化之哀悼----多数学人持此看法。也许，过了十来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就又对之不得而知了。

是的，陈先生是这样写的----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此所谓文化神州丧一身者，就是他对后来辜鸿铭所戏称之民主为民疯的预言（辜将democracy
改为democraze。----见唐振常文《从中西文化冲突看五四之反传统》）。这个陈大师当时的哭泣，是有其回声的。在我们的采访中，许多学者，画家都从自身的角度，来呼应这个上世纪初叶前辈大师的悲歌。


现在无大师乎？


如黄苗子先生和采访者问答中有一段----

问：尼采在上个世纪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什么都是可以做的。"我认为现在是这个状况。也就是一旦没有信仰就什么都是可以的，只要行得通。

答：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以前中国人有信仰，后来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现在谈不上信仰，这也是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文艺界、学术界之所以有这些现象，根就在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人则是在极端的信仰之后没有了信仰。

......

问：对，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底线。上个世纪中国书画出现一批巨匠大师......

答：我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不知道对不对。齐白石、黄宾虹这批艺术大师是从清末培养出来的，不是民国也不是解放后，当时确实出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像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他们对于国家存亡、文化兴衰、民族前途都有看法、有主张----现代不大能产生这种人物。

问：就是说知识结构和文化基础是不一样的。

答：还有"五四"时期，比如蔡元培、胡适之、徐悲鸿等等。现在不再有这些大师。

问："五四"以后文化上基本处在全盘西化。鲁迅其实也提倡西化。建国以后"苏联模式"，其实也是西化，是一个大西化的概念。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或者是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不利于传统艺术或者是人文成果的培育？

答：也有关系，如果不是当时的气候，还是有一些思想家出来的。钳制得厉害，就万马齐喑了。

问：对！看了《洗澡》，你会感觉到那个时期的气候。

答：最后来个文化大革命。

问：那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有很多东西从基础上从根儿上已经给毁掉了，比如中国教育传统。

答：对！"五四"以来蔡元培等那些传统，"五四"时期的治学方法也消失了。"

他又说，

问：刚才谈到鲁迅，鲁迅的文章虽然是白话文，但里头是有典的，所以说典故你不知道，你就理解不了有多精彩，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一句话，鲁迅这种旧学的底子还是非常之深厚。

答：可是，他反对人家学古文。现在的年轻人看鲁迅的作品就没办法全都看懂。

问：但他自己学得好着呢。

答：对。不通古文，中国文化的门开不了。古文、古书就是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钥匙。现在很多人都说有些大学的文科教授水平不行。

黄先生是谈信仰和传统的关系问题。给我们一个提示。

我们现在说，信仰真空，就是这个问题。而接下来的话题应该是，信仰必建立在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建立和基督教有关系。他们画坛早期作品多是圣经题材，就可以见得之。而我们的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少一些。但是从分野上看，是以朝代之更迭为转机的。简而言之，如，清末民初的文化哀思，和明末清初的文化哀思，几乎如出一辙。我们记得，那些为陈先生寅恪所迷恋和敬重的遗民文化的写作者们，是怎样为汉文化的失落而痛心疾首。所以，出现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关于清代文化研究中，分身于两个朝代的当时的诗人们，就成为陈先生用"柳如是"----这个象征符号所代表的一班人物。（有关于斯，我们的采访也有涉及。）

于是，从民国末年到五十年代的文化变更时期，民国的文化人，是否也同样带有所谓的遗民色彩呢？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直接提出，但是，那些生活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人们----正是我们采访的人中的青壮之年龄，他们谈起那时的文化生活，确有另类之心态。

之所以那个时候，文化人没有碰到后来的文化革命的灾祸，是因为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运数。


新旧替代说


既然我们已经涉及到陈先生和王国维，那么，他们关于"自由之思想"的说法（现在对此有很大争议，一说，王，陈为自由主义；一说，他们是一代遗民），应该是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之鼻祖如约翰。穆勒（新译约翰。弥尔）的。笔者新近于琉璃场书市上购得的他的自传。他在自传叙述了我们的被采访者关心的问题（是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版，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译）。他如是说----

" 。。。。。。但是这个过渡时代的特征，是旧思想感情已经动摇而新学说又尚未占得优势的时代的特征。在这时候，从事任何精神活动，已抛弃旧信仰，而不能确知所抱思想是否会动摇的人，都热心听新的思想。但这状态必然是暂时的。特殊的思想体系，将纠合大多数人在它周围，组织与这思想体系相适合的社会制度及行动样式，教育则将在无引导的精神过程时，以新信条传授给新时代的人。如是，渐渐的，新信条代替旧信条而取得同一的强制力。这种有害的力是否发挥出来，要看人类这时候会不会自觉，这种力的发挥，将妨害人性的伸张而使其萎缩。"

于是，穆勒结论道----

"《自由论》的教训，于是有最大的价值。也许，《自由论》的教训，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把这种价值保住。"

再于是，我们看到，新的思想，在民国初期，再后来易帜后的初期，都有一个如何看待之，施行之，如何避免，或者更本没有避免穆勒所谓"强制"，"有害"之结局。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如此；从文化，艺术看，亦如此。在历史和今天中彳亍。彷徨，摸索而最终不惑而知天命，而不逾矩之大师们，是一些不会，或者最终不会，被强制而危害他人者----这种危害，往往不是用传统文化之杰作，而是所谓的新东西，其实是膺品危害之。

周汝昌先生这样看待这种所谓的新作品，老人家说道----

"一流人物二流堂"

在这些遗世独立的艺术家群落中，在这些"一流人物二流堂"中的一流人物，（也涵盖"堂"外之杰出者）身上，我们得以看到由回忆和向往引发的一系列真知卓见；配合他们发表的诗，书，画作品，让我们的心灵得洗礼，得享受。凡是文化得以发展，得以成就的时代，都有一个或几个团体，在其中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苗子的著作《画坛师友录》一书就再现了这些文艺人的历史画面。曹鹏先生在本刊撰文，也论及此状。

而刚刚谈到的约翰。穆勒，也有他的社交圈子----人们现在叫这个圈子为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空间。那些为后人瞩目的作家如托克维尔，卡莱尔，孔德，克勒律治和约翰。穆勒的父亲老穆勒等，都是其中之人物。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是否也是一种旧死新未生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圈子里，我们确实看到了活跃在旧时代的艺术家们的生活脸谱和思想花朵。记得有一位被采访者谈起贝多芬的艺术。是的，贝多芬是跨时代的。他是永远被演奏，被演绎，被试验的。我们的历史遗产，在一个新的接受者那里，应该是历史和今天，今天和未来同在。


关于美的课题


这个哲学式的命题是否脱离了我们关心的艺术事件，艺术人物呢？我想没有脱离。

之所以将某种哲学，其实是美学，融入我们的艺术，是因为我们采访的大师，在谈论艺术，书法和绘画的时候，口径一致地宣称，艺术不能没有底蕴深厚的思想积淀；这个思想积淀，是其创作和鉴赏艺术的前提。虽然，文以载道，或者艺以载道之道，在今天，其内涵何在，人们争论不休；人们也许要说，像西方现代艺术家颠覆古代艺术家的创作意旨一样，也许，人们，艺术家们，会像杜桑一样咒骂且抛弃美和崇高。虽然杜桑是极端的反惟美主义者，但是，西方艺术之创新，的确是一个本质的创新----当我们看到，前如毕加索，后如玛格丽特和艾舍尔的作品时，美的范畴和历史之崇高的介定，的确被打破了，跨越了。他们，玛和艾们，的确走出了他们前辈的柩穴，而真的做到：走向正，负两面以外的新世界。这是西方艺术和艺术家提示给我们的范本。如果我们走在真正创新的台阶上，那么，以不可取代之新，来融合不可取代之旧，就会有新，旧合一的新结构出现；反之，新，旧，就是不可融合，互相对峙的；新，不成器为新，旧，永远失之为旧。


情结中西文化


这是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另一点是，我们如何看待西方绘画乃至西方思想作用于中国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中，像吴冠中，熊秉明，乃至潘天寿，林风眠诸公，都是受益法国绘画营养的大画家。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如何西学中用，中学西法之问题。像熊先生，他就将似乎拟古不变的中国书画艺术，变成了一个新事务。在其居室大堂中，就亲自手书一副横写的新诗横幅，以示创新。依笔者拙见，作为书画的中国艺术----周汝昌先生说，就连大英博物馆馆长，也拿他无可如何----倒是和西方音乐中的奏鸣曲法有成就上的雷同。这是指构思上的雷同。其快慢，轻重，侧重与省略，乃至整体的呼应等，取法很是相似的----这一无声（胜有声）之艺术，不是在现实一个架构立体的追求吗？

至于同样泼墨作画的现代派画家波洛克，当他在画布上泼洒油彩，而形同舞蹈的时候，的确，不能不说也有中国人舞字成墨之艺术。

哲学大师兼书画家饶宗颐先生，是熟谙西学的。他其实不但懂得西洋，还是和著名学者如季老季羡林，金老金克木一样，也懂得东洋之术。在我们的采访中，饶先生对于印度等国家的文化娓娓道来，让人"听"而观止。他说道----

问：钱钟书也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他算是真正有家学的。您后来在香港曾经和一个使馆的秘书学习梵文。

答：哦，巴郎基吧，他是普库那人，是印度驻香港的一等秘书，以后他做过韩国的大使，他现在还在。他原来在中国留学的，是唐兰的学生。我跟他交换的，我教他《说文解字》，他教我梵文。

问：哦，那你们基本上是对等的。

答：我代价很高。他的父亲是普纳大学的一个伟大的教授，后来我到印度也跟他父亲念过，父子都是我的老师。

问：那您当时跟他交换有多长时间，有一年？

答：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问：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了，一个浩大的工程。

答：一个礼拜一次，我们住得很近，每次他到我的家里来，他告诉我很多印度的事情。

问：有很多人都对梵文很感兴趣，有一位老先生叫朱季海，也是无锡国专的，学问非常好，几个月前我还见到他。

又说道----
问：您好像对梵文在内的好多字母都研究过。
答：都在研究。

问：希特勒的那个"万（符号）"字。
答：我有一篇文章谈到过，印度叫"所斯卡"。

问：是从梵文来的？
答：不止，这个早得很。印度文到处都是所斯卡，像我们的"福禄"，是表示吉利的。现在我研究西亚史，就是古代的伊拉克文明。

问：古代伊拉克就是巴比伦文明吧？
答：对，那个时候的苏美尔文化也有所斯卡，一直到中国来。你可以看一下我这本书，同书法有关系。

问：对，陶文肯定是跟书法有关系的。
答：我把中国所有的陶文列在一起，同西洋的东西进行比较，这个是有开创性的。


形而上问题

最有趣的是，饶先生与曹先生和谈到了如何理解形而上问题。请看一段短暂的对话----

问：钱钟联先生对您的诗词评价很高的。
答：他给我吹得很高，他说我的诗超过陈寅老，但我不敢当。

问：但是陈寅恪的诗并不太高。
答：他是学晚唐的，他的境界有点倔，这跟他的身世有关。我的词他也批过，他说我是现代主义，因为我把很多现代外国人的思想用在词里头，我读过很多外国人的东西。因为我提倡一个叫做"metaphysics词"，
metaphysics的意思是"形而上"，"形而上的词"是我的主张，这是我的词中最特别的，可以说是讲哲学、讲思想的。

问：在英国是叫"玄学诗"。
答：就是"玄学诗"。这个东西是新开拓的，我希望人家可以跟着走。

问：玄学诗在英国是很有影响的。
答：它同哲学是分不开的。

他们谈到的形而上问题，是时下引起许多学人关注的问题。笔者有意将此话题扩展若许.也许会让读者中人一起讨论。因为，要谈论这个问题，还要继续将其问答看完。在采访的结尾，饶老回答了一个同样和形而上有关的问题----

问：在文学艺术里有一个概念叫"不朽"，那么对死亡学和艺术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中国人有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艺术主要就是"立言"，但这个宗教意味太少。中国人的宗教感是比较缺乏的。

问：对。在艺术这块，很多人都说"艺术是不朽的"。

答：西洋的艺术和文学都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这是和我们中国最大的不同。

问：但是从《诗经》往前，我们的艺术也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

答：也有。

问：有人说文字也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

答：当然。

于是的，这个没有展开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问答二者涉及思考之深，也说明，艺术涵养应该是和思想的深度相关联，尤其是牵涉到终极关怀的时候。

关于文字是从宗教里产生的说法，涵盖了中西方学者的世界观。这个观点就是，文字是神的创造。神创造文字这个符号，和神本身创造的世界有距离，还是很远很大的距离。我们在德里达的文章里对此早有领教。他引用了三位学者的话来解释这个神秘的现象----

拉比*埃利泽说："如果所有的大海都盛满墨水，所有的池塘都栽满芦苇；如果天空和大地都是羊皮纸；如果所有的人都在实践书写的艺术，那也不会穷尽我所掌握的'摩西五书'。差不多就像在大海里蘸上一笔，只会弄出一点儿水，上面的做法不会使摩西五书减少什么。7加利略："它（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

在休谟的《人类理解论》一书里，德米亚以自然宗教的名义，这样说道："这一卷有关自然的论述，包含着大量无法解释之谜，它远远超过可理解的论证或思辩。"

邦涅："对我来讲，可以假定，地球是上帝赋予的理智的一部分。它远远高于我们的作品，供我们阅读。这里，人们可以深入钻研能显现上帝超人智慧的各种名目繁多的事物。这看起来更富有哲学意味。"（见德里达《书本的终结与文字的开始》）

他的意思很明显。上帝创造了一个文本圣经。

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文字，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又不是这个世界（是否是真理呢？）简单来说，基督教历史上的反偶像运动，是坚持基督无法成像的，但是，西方的美术史难道不是一部耶稣形象的历史吗？其实，中国也有伏羲造字,苍頡造字一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謂之河图；又"苍頡为帝，南巡狩，发阳虛之山，临于无扈洛洞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中国人没有明确讲上帝创造文字符号，以领导其思想和信仰潮流，而是将形而上，下，一贯以通，说是天人合一。如果人要涉及天，道问题，则大言不辩，大象无形也！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此打住。

作者：刘自立，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