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5日星期日

徐友渔:关怀现实怎么就成了江湖学者?


   《上海书评》1月8日“读者会所”版发表上海卢湾区读者裴谌函,指责于建嵘、贺卫方、袁伟时等为巧言令色、善于摆出好看姿态的学者和江湖学者,指责媒体造就笑料百出的“公共姿势分子”,其态度之粗暴武断,逻辑之混乱,令人吃惊,现将我的看法陈述于后。

  裴函赞成冯军旗博士的论文《中县干部》,并为潘绥铭教授支持冯博士研究方法的文章叫好,我持完全相同的立场。但是,裴先生以潘教授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在普通民众间没有太大名气为对照,给于、贺、袁等学者扣上江湖学者的帽子,断言他们的名气是媒体吹捧出来的,我认为不合事实,并引出下列问题: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发言,如何看待媒体对于这类发言提供平台?

  媒体的责任是报道和评论社会事件,发表分析和评论意见既要反映一般民众的看法,也要借助、引证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第二个方面是媒体履行职责不可或缺的。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学者被称为公知,由于涉及的是国计民生和大众关心的问题,他们的名字和见解比起纯粹的书斋学者更广为人们所知,是自然的,只要不是蓄意的炒作和吹捧,名气产生于自然的选择淘汰过程,就不是罪过。我个人认为,在像中国这样有“莫谈国事”传统的环境中,他们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与不就公共事务发言的学者相比,他们不见得高人一等,但无论如何绝不低人一等。两类人的影响和名声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中,可以各得其所,并不排斥对立。学问好又敢言的学者更受人敬重,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因为首先要学问好才容易受到信任和重视。裴谌先生因潘绥铭教授的名气不如一些学者而对他们发难,我以为大可不必,他们的名声得自于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菲薄他们只能基于他们的社会价值立场错误,或者在评论公共事务时用错了专业知识,如果他们的名气大于潘教授(据我所知,潘教授的名气也不小),这并不构成挨骂的理由。当我们谈到公共事务的关怀和参与时,引证“沉默是金”作为指导原则是不得要领的。

  裴先生在多个方面混淆了事情的性质。第一,于、贺、袁等学者为媒体重视,在大众中有广泛的名声,是他们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了勇敢、尖锐、理性、有见地的评论(公平而论,许多知识分子做不到这一点),而不是就“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发表了评判;第二,于、贺、袁等学者的名声固然有媒体提供言论平台的原因(这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原因,他们的论著、讲课和讲演也极有影响),但并不是媒体在专业领域乱排座次的结果,媒体没有,也不可能授予他们学术专业奖和名誉;第三,于、贺、袁等学者在媒体频繁露面,是在他们已经在学术专业领域成名之后,媒体恐怕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把一大批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包装成著名学者。裴先生的概念错误非常严重,他指责“部分媒体充当学术判官”,须知,所谓判官,评判出一二三名优劣高下还在其次,更要对于是非曲直有罪无罪作出判决,但至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于、贺、袁等学者在与其他学者发生学术争论时,媒体狂妄地判决谁对谁错。

  当然,成名的公知如何在学业上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恰当地处理本行业务与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关系,媒体如何求助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不要随便赠送“知名学者”的称号,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像裴先生这样对一些学者肆意攻击,是无助于事情的良性发展的。最后我要说,无论从学问、人品还是社会责任感方面说,我都十分敬重潘绥铭教授,我认为不应试图把他用来作为打击其他学者的棍子,这些人中很可能有潘教授的好朋友。

作者:徐友渔,来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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