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关怀现实怎么就成了江湖学者？

 　　《上海书评》1月8日“读者会所”版发表上海卢湾区读者裴谌函，指责于建嵘、贺卫方、袁伟时等为巧言令色、善于摆出好看姿态的学者和江湖学者，指责媒体造就笑料百出的“公共姿势分子”，其态度之粗暴武断，逻辑之混乱，令人吃惊，现将我的看法陈述于后。

　　裴函赞成冯军旗博士的论文《中县干部》，并为潘绥铭教授支持冯博士研究方法的文章叫好，我持完全相同的立场。但是，裴先生以潘教授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在普通民众间没有太大名气为对照，给于、贺、袁等学者扣上江湖学者的帽子，断言他们的名气是媒体吹捧出来的，我认为不合事实，并引出下列问题：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发言，如何看待媒体对于这类发言提供平台？

　　媒体的责任是报道和评论社会事件，发表分析和评论意见既要反映一般民众的看法，也要借助、引证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第二个方面是媒体履行职责不可或缺的。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学者被称为公知，由于涉及的是国计民生和大众关心的问题，他们的名字和见解比起纯粹的书斋学者更广为人们所知，是自然的，只要不是蓄意的炒作和吹捧，名气产生于自然的选择淘汰过程，就不是罪过。我个人认为，在像中国这样有“莫谈国事”传统的环境中，他们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与不就公共事务发言的学者相比，他们不见得高人一等，但无论如何绝不低人一等。两类人的影响和名声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中，可以各得其所，并不排斥对立。学问好又敢言的学者更受人敬重，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因为首先要学问好才容易受到信任和重视。裴谌先生因潘绥铭教授的名气不如一些学者而对他们发难，我以为大可不必，他们的名声得自于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菲薄他们只能基于他们的社会价值立场错误，或者在评论公共事务时用错了专业知识，如果他们的名气大于潘教授（据我所知，潘教授的名气也不小），这并不构成挨骂的理由。当我们谈到公共事务的关怀和参与时，引证“沉默是金”作为指导原则是不得要领的。

　　裴先生在多个方面混淆了事情的性质。第一，于、贺、袁等学者为媒体重视，在大众中有广泛的名声，是他们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了勇敢、尖锐、理性、有见地的评论（公平而论，许多知识分子做不到这一点），而不是就“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发表了评判；第二，于、贺、袁等学者的名声固然有媒体提供言论平台的原因（这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原因，他们的论著、讲课和讲演也极有影响），但并不是媒体在专业领域乱排座次的结果，媒体没有，也不可能授予他们学术专业奖和名誉；第三，于、贺、袁等学者在媒体频繁露面，是在他们已经在学术专业领域成名之后，媒体恐怕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把一大批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包装成著名学者。裴先生的概念错误非常严重，他指责“部分媒体充当学术判官”，须知，所谓判官，评判出一二三名优劣高下还在其次，更要对于是非曲直有罪无罪作出判决，但至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于、贺、袁等学者在与其他学者发生学术争论时，媒体狂妄地判决谁对谁错。

　　当然，成名的公知如何在学业上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恰当地处理本行业务与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关系，媒体如何求助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不要随便赠送“知名学者”的称号，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像裴先生这样对一些学者肆意攻击，是无助于事情的良性发展的。最后我要说，无论从学问、人品还是社会责任感方面说，我都十分敬重潘绥铭教授，我认为不应试图把他用来作为打击其他学者的棍子，这些人中很可能有潘教授的好朋友。

作者:徐友渔，来源: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