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張振武不過是當時大批涌現的素質很差的“革命暴發戶”，就司法程序而言，被殺當然是錯案。《臨時約法》太粗陋，“灰色空間”太多，不但使得人民失去保護自己的工具，也使得議會無法有效監督政府，這正是張案暴露出來的政治制度的大弊病
以 西方眼光來看，殺張當然是粗暴踐踏法治——副總統請大總統作刀斧手，這在民主國家堪稱空前絕後。正如參議員們在質問書中指出的：“共和國家全賴法治，惟法 律乃能生殺人，命令不能生殺人。惟司法官乃能執法律以生殺人，大總統不能出命令以生殺人。當前清專制之時，汪兆銘謀刺攝政王，事發之後，搜得鐵瓮累累，證 據如山，審判之結果，猶僅予以監禁。萍鄉之役，胡瑛、朱子龍、劉家運謀響應於武昌，事發被繫，亦僅予以監禁十年。今以民國首功之人，大總統、副總統乃口銜 刑憲，意爲生殺。”
所謂“軍法審判”其實也是事後針對議員質問、臨時堵窟窿編造出來的。細讀段祺瑞在參議院的答辯 立即能發現這點。他先說張案已經在湖北開過軍法會議，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但議員立即指出，大總統並無執行副總統命令的責任。即使要執行也得先召開軍法會 議，判决是否該殺。段立即改口，說中央召集高等軍官討論過數次，既是高等軍官研究罪狀，當然就是軍法會議。而“所謂證據，不過即係他所犯之罪狀，除此電報 外尚有公文”。前後支吾，其臨時捏造掩飾之態，昭然若揭。如在西方，早就犯了僞證罪了。
就算他所說是實，那也不能叫 作“審判”——天下哪有瞞著被審判人“開庭”的怪事？張振武在湖北時備受優渥款待，行動自由，還奉調上京任總統顧問，在京被捕前置酒高會，款待政界軍界要 人，被捕後根本就沒被審訊過，幾小時後就被處决了。臨刑前由執法處總長出示軍令，張還以爲電報是捏造的 。這一點議員們在質問書中也指出了：“即云此案關係軍事者諸多，然軍法會議亦必各官齊集，及一干人證到案，經審問、辯訴、判决之程序，始得執行刑罰。何夤 夜邀襲，旋捕旋殺？”
但問題是，當時除了臨時約法外，也實在沒有什麽“法”可供踐踏。偏偏孫文輩制定約法時，一門 心思完全花到如何防止老袁獨裁上頭去了，連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的重要規定都闕如。有關規定只有“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而 這“非依法律”的含混用語給當局肆意侵犯人權開了方便之門。黎元洪、段祺瑞鑽的就是這個空子，人家還連執法依據都說出來了，是“鄂軍暫行刑令第五十七 條”，你還能說他們違反約法麽？
當時章士釗就察覺到了這一點，撰文指出：“約法有保障人身自由之規定，而無其手續。 參議院即當通過‘出廷狀’案，以防止不法之逮捕，並聲明立時拘殺，無論何時爲國法所不許。今無此法典，故如張案者發生，吾雖能戟指駡之，終覺道德之意多， 法律之意少也。况當局者盡得以臨時緊急爲詞哉！”
這所謂“出庭狀”（原文誤爲“出廷狀”），現譯爲“人身保護 狀”，英文爲“writ of habeas corpus”，乃是英國人旨在保護公民人權的發明。1679年（清康熙年間），英國頒佈《人身保護法》，首次規定了公民保護自己的人身自由的事後補救措 施。任何被拘留的公民都有權向法庭申請發出“人身保護狀”。法庭不得拒絕，必須在規定時間（一般是24小時）內由中立的法官召集雙方到庭，各自當堂陳述理 由，由法官確定關押是否合法，再决定是否釋放在押公民。因此，無辜公民即使在被拘留後，仍可利用此法保護自己，獲得迅速釋放。
很明顯，如果當時的憲法有此規定，則張振武就可以靠此法逃生。但一直要到1923年，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才作了比較籠統的規定：
【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問或處罰。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1947年頒佈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則作了更明細的規定。可惜該憲法施行不過兩年，老蔣就逃到台灣去了，於是大陸人民便任毛共肆意囚禁糟蹋，哪怕到今天，無論朝野都還沒有這個概念。
《臨時約法》少了這些規定，就起不到對公民的保護作用。（《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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