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爱国歌曲”：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本的共谋（上）

　　港台音乐资本进入和站稳大陆市场的秘诀在于迎合和推动大陆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此其音乐产品竭力夸张“爱国主义”的姿态，构造出一个“大中国”言说。具体来说，港台音乐资本手上有两张“爱国”牌。一张是把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夸大和神秘化，大力渲染中华民族近代的民族悲情，突出对当代“强国”的抱负和期待，散布自大，自恋和怨愤。另一张是种族主义，即用种族色彩浓厚的语言来定义“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诉诸原始本能和非理性情感，煽动种族情绪，把爱国主义偷换成种族主义。


　　（一）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由港台歌星演唱的爱国歌曲由于其独特的音乐，歌词和演唱风格而形成一个特殊的音乐种类，红遍中国大陆，被说成是“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重要手段。多年下来，这些歌曲中表达的概念和使用的语言已经构建出了一套黄色的“大中国”言说，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实际上，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多半和“自发”的爱国主义无关。用当代批判理论的术语来表达，它们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港台文化资本在大陆流行音乐市场上的共谋。这里的港台音乐资本主要是港台资本主义音乐制造商，即音乐经纪人和大型唱片公司，它们有签约歌手，有合同制的作词和作曲家，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全球化（主要在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华人圈）的视野，更有覆盖华文世界的营销网络和对歌星的包装策略。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华文音乐制品市场，利润丰厚，但用国际标准来衡量，它又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它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运作很大程度上受“中国特色”的制度控制。因此要进入这个市场，就必须深谙它特殊的供求关系和操作过程，而不能盲目地迷信“市场规律”。自从文革后流行音乐介绍进中国，几十年来港台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已经摸索出了利用意识形态进入和扩展大陆市场的经验和路子。在当代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究中，这样一种现象是典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全球化资本相互利用和融合来控制文化市场的做法，它把大众文化消费在无意识中引导到“政治正确”的方向，达到用文化消费来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的效果。

　　大陆意识形态和港台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合作有两条途径。其一，是有关方面为一些特定的和爱国主义有关的场合（例如各种运动会，展览会，历史纪念日等等）下定单，由形形色色的“组委会”出面，港台音乐制造商接单按照要求创作音乐产品（最常见的是“主题歌”之类）。其二，更多更常见的是港台音乐制造商主动迎合大陆意识形态的需要，积极创作这类产品向大陆推销，尤其是当一些公司发现了新歌手，要向大陆市场推介，或者是为了让已经在大陆站稳脚跟的歌手进一步扩展市场煽惑“人气”的时候。这两条途径最终都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在政治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审定。三十年来，港台文化制造商们不但被这个过程和它背后的体制所驯服，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揣摩，迎合，参与和自我审查在很多时候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陆的有关部门很多情况下完全不用出场，成为在“爱国主义音乐市场”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很多在舞台上和聚光灯下声情并茂流传全国甚至海外华文世界的所谓港台“爱国歌曲”实际上完全是这样“打造”出来“特供”给大陆受众消费的，票房和卡带CD广告等等的收入无形中成了衡量哪个歌星或者哪家唱片公司更“爱国”的天枰。这些音乐制品在它们的“产地”其实并无影响甚至不为人所知，但在大陆却冠以“港台爱国歌曲”的名义，让大陆受众误以为它们是在港台首先流行起来再传到大陆的。大陆给予这些爱国音乐制品最有特权的“促销”手段是挑选一些爱国表现“突出”，在大陆人气旺盛的港台歌手在每年的“春晚”作表演。歌手一上春晚就风靡全国甚至海外，随之而来的是大型音乐会，全国巡回演唱，影音制品发行和广告收入等等，可以说财源滚滚。因此这种爱国音乐的制作，推销和消费完全可以作为西方学界分析资本和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的研究对象，也可以用当代左派批判理论另一对常见的概念“中心和边缘”(centerandperiphery)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在这里，中心退隐到幕后，“边缘”（港台）用中心的立场和调门发言，而受众却误以为这是“边缘”纯洁自发的表达。

　　港台音乐资本进入和站稳大陆市场的秘诀在于迎合和推动大陆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此其音乐产品竭力夸张“爱国主义”的姿态，构造出一个“大中国”言说。具体来说，港台音乐资本手上有两张“爱国”牌。一张是把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夸大和神秘化，大力渲染中华民族近代的民族悲情，突出对当代“强国”的抱负和期待，散布自大，自恋和怨愤。另一张是种族主义，即用种族色彩浓厚的语言来定义“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诉诸原始本能和非理性情感煽动种族情情绪，把爱国主义偷换成种族主义（有关这个问题见笔者的“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一文，发表于《文化纵横》２０１０年４月号）。

　　三十年下来，从这些歌曲在大陆流行的效果来看，应该说这确实是两张非常有凝聚力的“王牌”。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的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进了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大众政治话语，染“黄”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二）

　　举一个事例。周耀辉是香港大牌词作家，曾经为达明一派，王菲，林忆莲等歌星写过很多风花雪月的歌词，但也接受经纪人或者签约唱片公司的要求专门为大陆市场写“爱国歌曲”。在2009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我和龙的周旋：歌词创作与有关‘中国’的政治》中，他用大量个人经历披露了自己通过由大陆订单和港商主动推销这两个途径加入构建“大中国”言说的内幕。文章中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指的就是上面定义的“大中国言说”和其政治内涵，文章中用“龙”来隐喻，也包括那只“看不见的手”。这种“有关‘中国’的政治”直接影响到身处港台的华人如何定义和描绘“中国”和“中国人”，这种定义和描绘又直接影响自己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作为流行音乐艺术家，这种关系非常现实，事关自己在大陆的市场份额。文章介绍了力图充分利用“大中国”言说为自己谋利的港台音乐制造商和歌星，他们往往比那只“看不见的手”表现得更“爱国”，乐于“与龙共舞”。

　　周耀辉可以说是一个人文色彩浓厚，有相当的文学造诣，中英文俱佳的写手。他对香港流行音乐界在庞大的大陆市场的诱惑下无法自持的处境有切身感受，对一些在大陆市场上高调“爱国”的音乐制造商和歌星在很多场合作为“大中国”形象代言人的身份而红得发紫既有羡慕更有感慨。作为一个在香港回归前后成长起来的文化人，大陆和香港之间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始终是他作为“身在香港的中国人”之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表现在他的歌词创作中就是一种内在的紧张。他其实对音调高亢让人虚火上升的“大中国”言说非常反感，因此他在为大陆市场创作歌词时曾经力图冲淡这类言说的内容，降低其调门，主要方法是在歌词中避免使用一些“大中国”言说中常见的宏大叙述，集体性身份认同，民族骄傲，民族怨愤和国家复兴之类话语，在关键处夹带一些自己的“私货”。有时表面上似乎是在附和“大中国”的主旋律，但实际上用他自己的说法是通过“claim”（即声称）这种言说去disclaim（即否定）它，有时甚至在歌词中隐涉一些敏感的历史事件。他和“龙”的这种周旋有时“蒙混过关”，但更多情况下被有关部门察觉而告败；另一种情况下的告败是因为音乐制造商和歌星的过分“爱国”，在推销策略和表演风格上常常越出他精心构造的歌词的范围。

　　2002年中国足球第一次打进世界杯16强，北京有关方面找到大陆歌迷的青春偶像歌星黎明的经纪人，指名要黎明拿出一首爱国歌曲作为华语地区官方宣传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唱片和卡带CD等后来由香港的SONY公司发行。黎明找到周耀辉要他来写歌词。周耀辉说这个任务既是诱惑又是挑战，自己一方面难以拒绝这个诱惑，同时又想看看能不能借机在歌词写作中和“大中国”政治周旋一番，尽管他在过去为达明一派的歌词创作中已经做过一些尝试。结果他写出了《冲锋陷阵》这首歌。虽然歌名很附和当时高扬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在歌词中他巧妙地避免使用“胜利光荣骄傲民族中国人”甚至“我们”这样的语词，强调了重在参与的精神和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使用的是单数人称而不是集体的复数。此外他还在歌曲中加入了一段念词（R&P）“有你的爱我勇敢去追有你的爱我随时上电”。他说这样的语词是模棱两可的，表面上把爱国（“你”可以解释为“祖国”）和足球联系起来（为爱国而踢球，即“追”），但他认为更多的人会从更浪漫和个人化的角度来解读。这种“解读”客观上也就解了民族主义之“毒”。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想把一首民族骄傲的歌扭曲成表达凡夫俗子的爱”。尽管他动了不少脑筋，但制造商最终打造出来的音像制品中喧嚣雄壮的“大中国”画面和音响使得他在歌词上的努力显得十分苍白。两年后他又签约为大陆中超联赛（足球）写主题歌，歌手是谢霆锋。他也在歌词中加入了比较个人化的内容去冲淡民族主义色彩。同一年谢霆锋签约为第七届大运会唱主题歌，谢的经纪人又找到他。这一次，周耀辉在歌词中加入了“走上街头”和“彻夜无眠”这些他认为在大陆校园的历史背景下有特殊含义的词汇，但被审查部门挑了出来。

　　也就在2004年，周耀辉面临和“大中国”言说一次最重要的周旋：为谢霆锋次年在大陆的巡回演出写一首爱国歌。这次周旋的后果非常引人深思。谢霆锋当时是在大陆最走红的香港歌星，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他已应邀在很多重要场合出演，是中国的“形象代言人”。谢在香港的经纪人找到周耀辉，说这次要打造的不是一首普通的爱国歌曲，而是要为“中国人”下一个定义-什么是中国人。经纪人的话不无玩世不恭的意味，他说谢霆锋在大陆开演唱会时每一次都要唱一首叫《中国人》的歌（下面将介绍这首歌的来历），“每次都管用，大陆听众就是喜欢它。但它不是谢霆锋自己的歌（这首歌是港台音乐制造商为刘德华定制的）。谢霆锋现在要一首他自己的歌，用它来把演唱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搞热”。这就是说，大牌港台歌星在大陆光是唱“爱国”歌曲是不够的，他们要有自己的“招牌”歌，刘德华那首就很成功。现在谢霆锋的经纪人和公司也要给他量身定做一首，用“大中国”言说把他再包装一下推向大陆市场。而给“中国人”下定义，可以说是高屋建瓴，在爱国的高度上一举超越其他的歌手。

　　周耀辉说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和“大中国”言说周旋的好机会。他给这首歌取名为《黄种人》，不但因为他本来就一直避免“中国人”这三个字，也因为这三个字已经被别的“爱国音乐家”捷足先得了，以“龙”为名的歌也早已泛滥，此外他还觉得避开“中国人”这三个字，在歌词内容上可以不那么敏感，周旋的余地可以大一些。在最初送审稿中，他放进了一些谴责历代暴君的内容，例如：“黄种人，是谁让你为死人殉葬？黄种人，是谁伤害了你？”他解释说，这里用秦始皇活埋为自己修墓的民工和历代君主的暴行来提醒受众：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并不都是由外来侵略者造成的，而这种怨愤情结恰恰是“大中国”言说中最常见的成分。此外，在人称上他都用了单数而不是复数，他的用意是把“中国人”的定义开放给每一个个体去阐释。这份送审稿很快被否定了，审查部门说“歌词总的来说不妥，应该表现中国人民的骄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一稿被否定后，周耀辉对歌词作了一些修改。但令人费解的是，最终通过的那一稿竟然在内容上比所有它所要超越的那些港台“爱国歌曲”在“大中国”言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了一首不折不扣的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歌曲：“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载著顽强背上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直能用异光看我的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深山里的人哀伤/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越动荡越勇敢流下属于我的黄/一身坦荡荡黄天在上看我如何做好汉。”不但如此，他后来又再接再厉写了一首就叫《黄》的歌，也由谢霆锋首唱。

　　之所以说令人费解，是因为被周耀辉批判和抵抗的“大中国”言说不过是狭隘而激进的民族主义或者沙文主义，而他在《黄种人》的歌词中表达的却是种族主义，比前者更有害。他竭力回避用一个集体性的名词来指代“中国人”，但最终选用的“黄种人”实际上是一个最坏的集体性名词。如何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有两个答案：一是周耀辉确实没有意识到《黄种人》的种族主义色彩（虽然以他的文化修养和对意识形态的敏感程度来说很难让人相信），那只能说明种族主义意识在中文世界的知识分子圈中严重的程度；第二，他意识到歌词的种族主义色彩但不做修改，或者是因为个人对创作成果的偏爱，或者更有可能是他深知大陆受众就是喜欢这样的歌词-谢霆锋的经纪人对他说那首《中国人》在大陆广受欢迎，而只要读一读其歌词就可以看到其中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下文将分析），他要在这方面更上一层楼。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周耀辉在文章中对自己歌词中的种族主义问题没有丝毫反思，却继续批评谢霆锋在演唱中现场发挥，说他不但把自己回避的“中国人”这个“宏大的集体名称”放回歌词，而且在念词中强化对中国民族主义言说中“他者”的敌意和表现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无所畏惧，认为这大大影响了自己费尽心机在歌词中对“大中国言说”的抵抗。

　　当然，由《黄种人》引起的思考中，最值得注意的还不是周耀辉“黄色”的歌词或者谢霆锋夸张的临场发挥，而是这首歌竟然通过了审查，唱遍中国，登上了大陆的排行榜，唱片公司在碟片封面上甚至说它“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可以说是“一路绿灯”。离开了“陆”“港”双方在“大中国”言说上的共识，这样的默契是难以想象的。（未完待续）

作者:程映虹，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