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九一三”之夜,空軍偵聽到“空中起火”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 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高瑜:非常感謝
外交部兩位同志介紹這麼多一手資料。下邊我們請原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的兒子賀鐵軍先生介紹一下對256三叉戟航跡的跟蹤。

賀鐵軍:資料沒有公開過,最近陸續跟我父親聊天,他透露出來了。

就 說256飛機墜毀這件事。那天晚上空軍司令部情報部有十個技偵團全部開機,其中六個是老團了,新成立的,是1968年我父親上台以後,親自組建了四個技偵 團,開展對蘇聯的技術偵聽工作。當時這個技術偵聽工作歸總參三部,外交部是不批的,怕影響對蘇關係,不允許對蘇聯看上去有偵聽。後來在吳司令的支持下,決 定空軍上。通過民航買的設備,通過邱會作批的錢,組建了四個團,而其中技偵八團駐太原,全部駐太原了,它的偵聽對象主要是蘇蒙。有一台車潛伏到離蘇蒙邊境 100多公里的地方,當時很緊張,總參三部要求把這一台車撤出來,就怕蘇聯突襲把個東西弄走了,以後損失太大。因為當時對蘇搞情報工作是秘密進行的,怕引 起外交誤會,恰恰這個團在9月13號晚上,立了功了。

當時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全部都開機,256出國境以後,我們的雷達跟蹤不到了,但是 我們的偵聽工作截取了很多情報,比較關鍵的是蒙古的地面觀察哨用蒙語向他們總部報告:“有一個大型目標入侵”,然後“一個大型目標空中起火”,最後是通報 “大型目標墜毀”,而且通報了墜毀的地點。當時情報部把這個八團偵聽到的這些消息,及時就反饋到西山的翻譯中心,第一時間就把這個情報傳送到了空軍地下指 揮所了,當時在地下指揮所值班的是情報部情報處處長王宇平(音),還有我父親,還有王飛副參謀長,當時王宇平拿著這個值班參謀傳遞過來情報以後,就交給我 父親了,我父親看完了以後,交給王飛,王飛給壓下來了,沒告訴李德生這個事。

等接到這個大型目標空中起火這條情報以後,王飛就告訴李德生了,李德生當時不信,隨口問了一句:“這個飛機有可能空中起火嗎?”——舒雲的材料裏有,當時白雲副參謀長說:“不可能,不可能空中起火。”一直到最後到目標墜毀,李德生拿到這個情報以後半信半疑。


李德生罵人:總參情報上不來

空 軍的情報按照過去程序,都通過三部匯總以後,轉到軍委。三部情報一直沒到,馬上,李德生在地下指揮所拿起電話問三部,三部的情報是什麼呢?就是截獲的情 報:“一個大型目標沿邊界移動”。李德生很生氣,罵人了吧,說了一句粗話,空軍的情報一條一條往上遞,但是總參的情報上不來。具體的過程我不清楚,最後周 恩來向老毛匯報的時候,就提到空軍有一條情報說這個飛機已經墜毀了。因為這不是三部提交上的,所以當時李德生也好,周恩來也好,都半信半疑。但第二天蒙古 的情報來了,這個飛機確實墜毀了,而且墜毀的地點和空軍情報上報的方位一模一樣,所以李德生很高興,第二天在走廊裏,看見我父親,說:“你們空軍的情報搞 得真準!”當時就表揚空軍情報部的工作,後來八團為這個事立過一等功。

1995年我父親到北京來的時候,還到王飛副參謀長家,兩個老頭當 時還互相對當時的情況。一開始我父親不敢說,是為什麼呢?因為我父親看了57號文件以後,就不敢再說了,怕跟中央口徑不一致。一直到最近才陸陸續續我給他 看一些文件,他說“胡說八道”,他說這個飛機是空中起火。兩個月之前,有報道說“發動機起火了”,是當時蒙古人觀察到了發動機起火,我們截獲了。我就問老 爺子是不是導彈打的?他說:“不可能!當時我們和三部反覆地查,這一條飛行航線附近沒有蘇蒙的導彈基地。”那是不是飛機打的?老爺子不敢說了,主要因為沒 有截獲這方面的情報。

至於說梁璞當時也在地下指揮所,他是空軍參謀長,作為空軍調查組成員之一,他為什麼不敢說這個事?我們想,一個可能 是上邊打招呼了,不讓講真實的情況;另一個因為當時對蘇的技術偵聽還處於秘密狀態,不好明說——你說這個256空中起火、發動機起火,人家問你這個情報怎 麼來的?考慮到有這個外交上的因素就不好說了。因此這一重大事情就隱瞞了,官方說法就是稀里糊塗迫降、油量不夠。
(《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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