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之夜，空軍偵聽到“空中起火”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 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高瑜：非常感謝外交部兩位同志介紹這麼多一手資料。下邊我們請原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的兒子賀鐵軍先生介紹一下對256三叉戟航跡的跟蹤。

賀鐵軍：資料沒有公開過，最近陸續跟我父親聊天，他透露出來了。

就 說256飛機墜毀這件事。那天晚上空軍司令部情報部有十個技偵團全部開機，其中六個是老團了，新成立的，是1968年我父親上台以後，親自組建了四個技偵 團，開展對蘇聯的技術偵聽工作。當時這個技術偵聽工作歸總參三部，外交部是不批的，怕影響對蘇關係，不允許對蘇聯看上去有偵聽。後來在吳司令的支持下，決 定空軍上。通過民航買的設備，通過邱會作批的錢，組建了四個團，而其中技偵八團駐太原，全部駐太原了，它的偵聽對象主要是蘇蒙。有一台車潛伏到離蘇蒙邊境 100多公里的地方，當時很緊張，總參三部要求把這一台車撤出來，就怕蘇聯突襲把個東西弄走了，以後損失太大。因為當時對蘇搞情報工作是秘密進行的，怕引 起外交誤會，恰恰這個團在9月13號晚上，立了功了。

當時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全部都開機，256出國境以後，我們的雷達跟蹤不到了，但是 我們的偵聽工作截取了很多情報，比較關鍵的是蒙古的地面觀察哨用蒙語向他們總部報告：“有一個大型目標入侵”，然後“一個大型目標空中起火”，最後是通報 “大型目標墜毀”，而且通報了墜毀的地點。當時情報部把這個八團偵聽到的這些消息，及時就反饋到西山的翻譯中心，第一時間就把這個情報傳送到了空軍地下指 揮所了，當時在地下指揮所值班的是情報部情報處處長王宇平（音），還有我父親，還有王飛副參謀長，當時王宇平拿著這個值班參謀傳遞過來情報以後，就交給我 父親了，我父親看完了以後，交給王飛，王飛給壓下來了，沒告訴李德生這個事。

等接到這個大型目標空中起火這條情報以後，王飛就告訴李德生了，李德生當時不信，隨口問了一句：“這個飛機有可能空中起火嗎？”——舒雲的材料裏有，當時白雲副參謀長說：“不可能，不可能空中起火。”一直到最後到目標墜毀，李德生拿到這個情報以後半信半疑。


李德生罵人：總參情報上不來

空 軍的情報按照過去程序，都通過三部匯總以後，轉到軍委。三部情報一直沒到，馬上，李德生在地下指揮所拿起電話問三部，三部的情報是什麼呢？就是截獲的情 報：“一個大型目標沿邊界移動”。李德生很生氣，罵人了吧，說了一句粗話，空軍的情報一條一條往上遞，但是總參的情報上不來。具體的過程我不清楚，最後周 恩來向老毛匯報的時候，就提到空軍有一條情報說這個飛機已經墜毀了。因為這不是三部提交上的，所以當時李德生也好，周恩來也好，都半信半疑。但第二天蒙古 的情報來了，這個飛機確實墜毀了，而且墜毀的地點和空軍情報上報的方位一模一樣，所以李德生很高興，第二天在走廊裏，看見我父親，說：“你們空軍的情報搞 得真準！”當時就表揚空軍情報部的工作，後來八團為這個事立過一等功。

1995年我父親到北京來的時候，還到王飛副參謀長家，兩個老頭當 時還互相對當時的情況。一開始我父親不敢說，是為什麼呢？因為我父親看了57號文件以後，就不敢再說了，怕跟中央口徑不一致。一直到最近才陸陸續續我給他 看一些文件，他說“胡說八道”，他說這個飛機是空中起火。兩個月之前，有報道說“發動機起火了”，是當時蒙古人觀察到了發動機起火，我們截獲了。我就問老 爺子是不是導彈打的？他說：“不可能！當時我們和三部反覆地查，這一條飛行航線附近沒有蘇蒙的導彈基地。”那是不是飛機打的？老爺子不敢說了，主要因為沒 有截獲這方面的情報。

至於說梁璞當時也在地下指揮所，他是空軍參謀長，作為空軍調查組成員之一，他為什麼不敢說這個事？我們想，一個可能 是上邊打招呼了，不讓講真實的情況；另一個因為當時對蘇的技術偵聽還處於秘密狀態，不好明說——你說這個256空中起火、發動機起火，人家問你這個情報怎 麼來的？考慮到有這個外交上的因素就不好說了。因此這一重大事情就隱瞞了，官方說法就是稀里糊塗迫降、油量不夠。（《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