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8 日，旅英學者蘆笛前來美國訪問期間，《新史記》雜誌邀請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部分華人學者，在紐約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採取漫談式，不設主題，不限時間。 怎樣看待歷史研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還是應該“古爲今用”，把歷史當成工具？歷史研究的主觀性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如何處理？如何對待“硬事實”和 “軟事實”？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這些話題激活了大家的思維，爭論熱烈。10月4日，又有幾位學人與蘆笛對話。
這裏刊登根據錄音摘錄整理的紀要，均未經本人審閱。
（續 前）王軍濤：所有的歷史都是主觀史。我們都是在經驗中研究世界，而經驗，都是主觀的。我是學物理出身的，物理學上看，什麼是客觀呢？就是當替換了觀察、敘 述者，陳述仍是成立的、結論不變。已知的事實，也是可以被推翻的，不管多少人接受，某人提出一種說法，能够被實驗證實，大家的認識也可以改變。
王軍濤
第 二點想法，老蘆不妨再寬容一點。歷史學有歷史學的規範，你不妨堅持；但多數人需求歷史，不會像學者那樣需求。不允許公眾侵入歷史學家的領域，歷史學家也不 應該侵入公眾的歷史領域。這就像對宗教一樣，佛學學者看觀音菩薩，有自己高深的理解和闡述，但是多數老百姓對觀音菩薩，可能就只是求她送子；他們認為耶穌 是怎麼回事，就別非去糾正他們，要求用歷史學家的規則來理解歷史。現在有了名門大教，但還是有人選擇旁門左道的迷信。多數人需要歷史結論，但不可能做很多 推敲。老蘆說要“多元”，也就是要寬容，我覺得學者對大眾也要有一種寬容，只要別人不是搞迫害、搞圍剿，就讓各種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理解歷史、引用歷史， 甚至編造歷史——但是保留言論自由、保留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不許踐踏別人的權利、誹謗別人，要給所有人一個空間。
我覺得，毛澤東的最大的罪惡，不是搞影射史學——要是有了憲政體制，誰想搞就去搞去！願意拍《三國演義》就去拍去，只要不搞政治迫害，管他呢！我所說的“憲政體制”，就是各有各的權利，在各自有程序規則和權利的條件下，生長出一個共同體。
社 會是需要有集體行動的，對於很多民族，尤其是對中國這個民族，集體行動要建立在對歷史的共同理解上。所有的歷史陳述都是可以被挑戰的，可以先做假定，而後 論證，再接受人們的質疑，別人批不倒，你就暫時成立；擱在那裏，就像庫恩說的，要在不同的範式中轉換。科學與宗教一樣，就是一個共同體，能被普遍接受的就 是規則，就形成主流、權威，其它的就出局了。
老蘆運用互聯網，對於推動人們思考，做了很多貢獻。我們今天看到的老蘆，跟我們在網上接觸的老蘆很不一樣，這個形象很符合我在2000年在網上與老蘆討論時給我的印象。
我 為什麼談憲政問題，因為老蘆的歷史論述，都源於對政治迫害的擔心和提防，這麼多年來對暴民會有什麼樣的危害有很多論述。但我從現代的事實來看，覺得老蘆從 不安全的心理動機出發，還是概括得太籠統了，現代政治學對這些問題做了很多精細的研究，不同話題、不同領域中引發的變革，採取的方式、導致的結果都是不一 樣的。誰能想到，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最有影響的和平抗爭，是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誰都知道，黑人是偏愛暴力的群體啊。他在華盛頓演講 “我有一個夢”時，台下有很多人是刑滿釋放的、負案在逃的。
我希望老蘆研究一下“同治中興”。在美國人看來，中國真正的保守主義，其實是 “同治中興”。“同治中興”的起點是什麽？南中國已經被太平天國佔領了，北中國被英法聯軍攻破了，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了30年，中國又恢復了原有的秩序和 文化。美國一位叫瑪格麗特的學者的成名作，就是寫保守主義在中國這最後一次非常成功的復興。
袁世凱不算保守主義，他有點像體制內很激進的 的改革派，要動用國家政治權力來推進改革。算清末中央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地方立憲派則是湯化龍、張謇等人，海外立憲派是梁啟超、楊度。在辛亥革命中，孫中 山其實起的作用不太大，在長江流域的革命黨人中其實也不太認他了；1907年他從日本弄到一筆款項跑掉之後，留日學生也不太認他了，他得靠海外募捐，收買 傳統會黨。（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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