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刊登该书第十六章“调到北京工作”。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十六章 调到北京工作(续）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子：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离八次大会闭幕不过一年多，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的指导路线急剧地向左转了。1957年党开始整风，不久就演化成了“反右”斗争运动。
父： 全党要整风，在党的“八大”就提出了，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第二年全面开展。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提出了让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和作风提意见，采取“放”的方针，让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 评。整风运动一起来，各民主党派一些人不仅对共产党的执政工作提出意见，也对“一党专政”的制度发出了质疑，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反击，运动很快就从“整风” 变成了“整人”，把那些提意见的头面人物统统打成了“右派”，并牵连数十万计的人，把他们打成了一种新的“反革命分子”。“反右”斗争的得失不是我们谈话 所要评论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那之后，党内外提什么不同的意见就难了。对此，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得到了教训。
和 党的“八大”上团结祥和相比，“八大”二次会议很不平静，成了一场思想斗争的大会。我们军队组的讨论变成了反对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会。刘伯承、粟 裕、肖克、黄永胜等受了严厉批评并做了检讨。陈毅以反对“资格论”为主题做了长篇发言，对粟裕和一些人我都点名或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气氛始终紧张。对刘 伯承、粟裕、肖克等人在会上批了还不算， 5月25日“八大”二次会议一结束，27日马上召开了由彭德怀领导的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这些人，火力更猛，会议开了近两个月，至7月22日结束。
子：会议开得有那么激烈？
父：很激烈，早超过了同志式的批评，几乎是要把粟裕他们搞臭。你如能找到发言记录看看就知道了。
我 正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是停下学习来参加会议的。我有两年没有参加军队的实际工作了，也挨了一棒，原因是这样的：在“八大”二次大会的一次小组会上，大家 讨论才实行不久的干部薪金制，我发表了看法，主张党政军干部应当实行同一种标准的薪金制，这在政治上、团结上、管理上都有益处。因为那时全国党政干部和军 队干部的薪金制度各自搞了一套。党政机关实行行政级别制，即从国家主席开始一直往下排到基层最小的通信员，共二十几级。军队实行职务级别制，即从军委主 席、总司令开始一直排到排长。两种薪金制有很大的区别，党政干部是行政级别高，薪金数额也高；军队的是职务高而级别低，薪金数额也低，要用“军龄补助”来 减少与地方干部的工资差距。为了说明问题，我发言时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例作了对比说明：王任重是“三八式”，但已是地方行 政六级；陈再道是老资格，为正兵团级，而套成地方行政级仅为八级。我认为，军队的薪金制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我主张党政军实行同一制度。
我的发言引起了不少军队高级干部的共鸣和支持，陈再道这些老资格们有意见说不出口或是说不清楚，我的发言响应的人很多，事情传了出去，我成了“资格论”落后思想的典型人物，受到了指责。
我 感到政治压力非常大，反省了自己，即使我的发言就算观点是对的，但所举的例子很不妥当。因为我举例的两个人恰好是那时党内高级干部中两类人的代表人物。王 任重是后来居上的“新生力量”、“先进人物”的代表；而陈再道是“老资格”、“老不进步”的代表。我把他们摆在一起来对比，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与党中央的干 部政策唱反调，反对新生力量。在一期大会《简报》里面印了我的发言摘要，是当 “反面教员”的，我感到很紧张。
子：我听一位当时在场的老同志说过，陈毅知道了你们的意见之后，批评你们时火气很大也很严厉，甚至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人（老资格）认为王任重的级别评得太高了。那么好，我就建议再提他一级，让他更高一些，看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父：陈毅发言之后，我迫于压力，以《打倒资格论》为题写了一篇准备在小组会上的检讨发言稿。因为陈毅对这件事批评了，他又是我在新四军时的老领导，我事先把发言稿送给他审阅。
这 时，周恩来也看到了那份《简报》。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识时务”地发表那样的见解，立即找我去谈，还调阅了我们小组发言的原始纪录。我察觉我的发言并不是 《简报》里那样的，是被某些人“整理加工”后变了味。周恩来也感到大会秘书处的人曲解了我原来的意思。为此，周恩来把陈毅也请到他那儿（我也在），说： “陈老总在军队组的发言很好，但是对邱会作的批评就不恰当了。”周恩来向陈老总说明了《简报》与我的发言的原意并不符合。陈毅知道了情况后说：“我这个 ‘大炮’又伤人了。”
过后，陈毅把我叫去谈了一次。陈毅是个坦荡的人，说他把问题说过头了，并在我的稿子上批了， “你在小组会上有关薪金改革发言的观点并无错误，但方法有不妥之处。我对资格论的批判是作为一种现象来说的，并非指某一个人。你这个发言稿写得很好，希望 安心学习。”（大意）。后来我才知道，军队小组原来要安排对我进行批判的会，因为周恩来的帮助，陈毅写了批示，批判就不搞了。
“八 大”二次会议对一些人，甚至是要人进行了批判。如，会议武断地认为1956年下半年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是右倾路线，周恩来、陈云成了责任人，作了检 讨，会议还指责许多坚持实事求是而对高指标提出意见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是白旗”，全国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这就 引起了在经济建设上盲目地提高了指标，助长了浮夸风，把许多不恰当的东西提出来了，为不久后发生的“大跃进”准备了思想基础。（《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 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