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也有不少人認為加藤嘉一根本不瞭解中國，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而已，但他對自己的中國觀察倒是很自信。他認為，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媒體不像媒體、人民不像人民、學校不像學校。「現在媒體稍微正常一點了，至少起到把老百姓的心聲，對公權力的訴求多元化地表達出來了，能夠給公權力一定的壓力。」
在他看來，過去8年，中國最大的變化是執政黨的安全感在不斷弱化，它在人民面前越來越謙卑、越來越低調，中國政治至少在表面上越來越正常。
左、右派別分歧
很多中國的外部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幸運地碰上全球化的時代，因而成為最大受益者，否則早就被邊緣化了。
加藤嘉一也認為全球化以及互聯網的發展，讓全球都很方便地在圍觀中國與中國的執政黨，對約束權力來說絕對是件好事。但他也看到中國現在大部分權力的挑戰者非常不健康，完全是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值得中國人警惕。
由於常與中國的學者和媒體打交道，加藤嘉一對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分裂也有著不同於一般外國人的感受。他認為，中國似乎什麼事情上都要分出個左右來，兩邊的立場分歧大到讓人吃驚，但往往他們各自的立場又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整體是脫節的，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和老百姓之間有的時候好像糾纏不清，但又好像沒什麼關係似的，整個社會完全看不出一種正常的邏輯關係。
當然，在日本政界也有左派、右派之分，加藤嘉一舉例說，「面臨中國發展航母等問題時，《產經新聞》和《朝日新聞》的立場肯定不一樣，但是不可能到中國分歧的那種程度，那已不是不同，而是一種分裂和不溝通。」
中國80後 功利又脆弱
為了更深入理解中國的一切，加藤嘉一在8年期間非常活躍，曾參加過70多個國際、中日文化交流活動、學術研討會，例如東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辦的「京論壇」、人民網與日本一橋大學合作的「中日產學論壇」等活動；也曾在政治、經濟、商業、文化、藝術、學術、娛樂、體育等逾200場各種國際場合扮演談判者的角色，發揮語言、協調、溝通之優勢，使得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2011年，熱衷於中國政治的加藤嘉一轉而執行「走進中國100所高校」計畫。他認為大學生的問題才是今天中國最大的政治、是展望中國未來的一面鏡子。
依他的觀察，中國現在的政權是政績導向型的，而不是依靠程序，只要保證崗位，保證社會穩定，中國人就可以忍受，沉默的大多數還沒有成為真正的公民；但是當80後、90後走入官場，成為社會、商業精英時，事情也許完全就不一樣了。
在加藤嘉一的想像中，那時的中國會變得非常可怕，這也是日本人應該提前認知的趨勢。
對於中國的80後，加藤嘉一認為他們的聰明才智、溝通能力、分析能力、邏輯能力等方面絕對是世界一流的，競爭力非常強，但另一方面，也因為激烈的競爭環境使他們在強大的同時既功利又脆弱。
為了更了解中國的大學生，加藤嘉一到大學演講時，常會做一些隨機調查，觀察中國80後90後的生存狀態。結果發現：「他們很多人想蹺課就蹺課，想移民就移民。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在這麼一個你死我活、弱肉強食的世界，非常不符合現代化的社會群體關係。」
他認為：「在個體上，日本人遠比不上中國人，但中國年輕人『我』的意識太強，『我們』的意識太弱。」因此，他認為：「如果有一天，中國經濟下滑，社會矛盾爆發，在錯綜複雜的壓力下，這一代人，很可能會把不滿情緒投向海外。」
文章評中國 立場不偏頗
在加藤嘉一的心目中，對中國社會種種細緻入微的觀察與思考，最終的目的依然是為了日本，但他也越來越擔心自己沒有辦法順利地「回歸」日本；而他的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因為一般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認知依然停留在至少30年前。
他表示：「（日本）很多人認為我整天給紅色帝國的媒體寫文章，一定是在歌頌中國，歌頌毛澤東什麼的。」因此，他非常清楚自己該扮演的角色，也常告誡自己，「一旦失控，在日本和中國都有可能失去任何地位。」
所以，在同一件事情上，面對日本人和中國人時，加藤嘉一往往會有不一樣的表達。
他說自己寫作時有4個軸：「第一，我是日本人，我絕不能違背日本的國家利益和作為日本人的尊嚴；第二，這裡是中國，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即使因此被日本右翼勢力痛罵，我都不會妥協，我肯定會遵守這裡的地形；第三，我的言論要對中國決策層、知識界有說服力，不能簡單迎合大眾；第四，我的文章要被大眾所接受、喜愛，對他們也有說服力。」
因此，每寫一篇文章，加藤嘉一都會經過複雜的感性和理性計算，從4個角度去確認，有越位的，馬上刪；不夠的，馬上補充。也因為他所秉持的日本式勤奮與隱忍、嚴謹地自我約束，才能從一個一文不名、一句中文不會說的日本留學生，成為現今在中、日均小有名氣的作家、媒體人與電視節目主持人。
（取自《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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