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迅 |
| 儒家學者杜維明說，台灣社會的軟件值得中國大陸學習，例如公車、捷運上的「博愛座」，人們講話溫和，沒有暴戾之氣，服務業水準高，富而好禮。多元的公民社會也是民主的土壤。 |
| 台灣總統大選在即，引發中國大陸民眾廣泛關注。學台灣經驗是一種共識，但該學什麼，卻眾說紛紜。從北京來香港講學的儒學思想家杜維明週前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中國大陸尚沒有台灣那樣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又稱民間社會)，這或許是大陸目前最需要的，公民社會要多元化，沒有多元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民主。他從宗教、文化認同談到公民社會，認為公民社會離不開群體和批判的自我意識，當然必須落實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杜維明先說了個關於汽車的故事。沒有汽車的國度，當然不受汽車廢氣、車禍等的困擾。一九七一年美中關係解凍、首批美國官員抵達北京，周恩來把滿街的自行車說成是國家「健康」的標誌，「既不污染空氣又鍛煉了人民體魄」，說得美國人連連點頭稱是。然而，二十年後中國人毫不猶豫，實是爭先恐後地向這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告別了，更自誇滿城汽車是「生機勃勃的進步」。 杜維明是在一九七八年開始回大陸的。他說，那時大家都在討論台灣經驗，台灣是四小龍，可以學習台灣發展經濟的經驗，即主要是中小型企業出口導向。到九十年代，大陸經濟騰飛，反而覺得台灣應該學習大陸，不管是貿易還是旅遊，似乎大陸都在接濟台灣，不過仍覺得台灣的政治經驗可以學習，就是政治民主化問題。台灣是一個充分民主社會，可以把陳水扁抓到監獄裏去，對李登輝也可以當面指責，每一個人都覺得有言論自由、知情權和直接問政的資格。 杜維明說，中國大陸當年還嘲笑台灣「用廉價勞力換取外匯」的出口導向經濟政策，嘲笑台灣的娼妓色情業，嘲笑台灣的公害、拆遷糾紛、黑金政治等。現在不再嘲笑了，因為中國大陸自己也「進步」到了能產生這些毛病的階段了。但大陸人民仍開心地嘲笑台灣立法院打架的事，中央電視台多次播放那些廝打場面，意圖透過展現台灣民主的「醜陋」場面證明民主有害，從而箝制中國民眾的言論、集會及其他民主必備的訴求。由於輿論工具的壟斷，這種宣傳是有效的。每當有台灣人向大陸人談起台灣民主進步的成就時，不服氣的大陸人便以此醜陋場景相譏：不就是在立法院演出全武行嗎？那叫啥本事？ 杜維明認為，文明達到一定的開放程度，才會出現在民意機構打架的暴力情景，其實這些舉措很少導致傷人的後果。他說，台灣好像有甚多亂象，「我記得這種在議會中的打鬧，是朱高正從德國學的綠黨媒體策略，無論採取什麼方式，只要成為媒體關注中心，作為反對黨就會有影響力」。朱高正在德國以研究康德哲學為題目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還對中國哲學有極大的興趣，絕不是一般的不講原則的政客。在立法院打架，自己演、群眾看，已成為一種立法院的觀眾習以為常的表演。杜維明說，對台灣的嘲笑有種反諷的意味。歷史向前推進，而「完美有序」的專制制度走到盡頭，「亂糟糟」的民主制度代表人類未來，這是規律。無論怎樣仇視民主，民主這條路是躲不開的。如果中央電視台全程直播台灣立院的會議實況，讓人民看看，除了那不到百分之一的打架過程外，他們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裏做些什麼？對一些沒有代議經驗的人們來說，是大開眼界的。 杜維明認為，在民意機構裏打架是民意代表對其權力的濫用，但這種濫用的存在，說明這個社會有了「民意代表」的實質，就好像汽車交通事故的發生，說明這個社會有了汽車一樣。中國大陸仍處在不知民意該如何表達的階段，人大代表目前還不是真正的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或者「官准代表」，他們當然不敢在議事場所放肆。於是中國的人代會場的秩序經常有平和的假象，這秩序註定要被歷史淘汰。再進步若干年後，中國必定會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意代表和民意機構，到那時中國人才能欣賞到民意代表在會上打架這種真正的「新生事物」。 台灣維穩靠健保 他說，現在大陸在文化、道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出了很多問題，先看看社會文化方面，一是社會整個設置是否便民，其中一個重要觀點是指社會維穩。但為什麼台灣能「穩」，是因為它的全民健保政策。以前很多在海外闖蕩的人現在都盡量想找到台灣的身份證、註冊證，想回台灣，重新變成台灣的一部分。雖然全民健保政策有可能像美國一樣難以維持，但現在確實很完善很便民。再有，就是台灣的公共設施，不管捷運、火車，都非常便利，衣食住行都很方便。 杜維明說到台灣社會的軟件（軟體）。他說，在台灣坐火車，雖然很擠，但留給老人孕婦的座位是不會有人坐的。人與人之間，比如問路講話，就比較「溫」，台灣人沒有大陸財大氣粗的暴戾之氣，大陸文革之後那種與天鬥地鬥人鬥的「鬥」，在台灣只限於藍綠的政黨政治，十多年前黨內黨外的遊戲規則還沒有建立時，怒罵甚至動手的例子確實不少；但到現在已經可以坐下來談了，這些都體現出台灣的政治文化越來越成熟。特別難得的是，去一家餐廳吃飯或去商店買日用品，台灣的服務已接近日本。台灣也已慢慢走上富足而好禮的路，富庶而好禮儀。大陸去台灣的遊客中，都會感覺到台灣人比大陸人要文明禮貌多了。 杜維明說：「大陸社會要學台灣，首先是讓宗教蓬勃而又健康。現在大陸的基督教發展很快。有趣的是從利瑪竇到今天，很多傳教士來大陸，也有很多大陸人成為基督徒，但很少有世界級的神學家造訪。我想，要找些好的神學家來對話是很難的。有這麼多的基督徒，卻沒有基督教神學上的大師大德，從而使得一般的政治和知識精英並不了解基督教深刻的精神內涵。」 他認為，台灣對於宗教很寬容。宗教在台灣相當蓬勃，特別是佛教。他說：「台灣有很多佛教大師，有星雲，還有剛去世的聖嚴。聖嚴在日本讀明代佛學，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來美國找我，我替他做翻譯，後來他成為傳播佛法如此重要的人物。再有，就是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在大陸就找不到這樣高深的大師，有些宗教局的官員就坦率表示，趙樸初去世後，很難找到有學養的高僧和居士。傳播佛法的人不少，但像台灣這樣世界級的大師就很少。」 他談到大陸當局對道士，比如一貫道的態度。他說，一貫道在大陸以前被視為邪教，後來中央研究院一批人類學家作了一番詳盡研究後，它完全合法化了。一貫道目前在台灣的資源很多，至少有一百萬人，力量不可小覷。可以說宗教在台灣的地位很高。 對宗教必須寬容尊重 杜說，大陸處理宗教問題，從法輪功，到現在的藏傳佛教，再到現在所謂疆獨問題，很明顯的，就是領導者對宗教沒有敏感，甚至無知而傲慢，根本沒有體驗，甚至麻木不仁。杜維明說：「對有信仰的人，外界用物質誘惑，或用政治壓力整治，甚至用軍事鎮壓，都不會有效果的。歷史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只有幾十個門徒的基督教能把羅馬帝國打垮。我認為，如果漢藏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出十個甚至一百個『法輪功』。」 杜維明說，北京大學成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院有一個「文明對話中心」，他的基本的構想是，把一個文明對話的中心，辦成一個學術性的高等對話中心，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的思想家和中國儒釋道三教的思想家在同一平台上對話，增加對宗教的認識和了解。 接著，杜維明又談到文化認同問題。他說，文化認同就是對他者的尊重。要真正理解「和」，和而不同，如果同的話就無所謂「和」了，「和」的必要條件就是「異」。比如說廣州人煲湯，需要文火和各種不同佐料，慢慢煲才能煲好。其實「和」的觀念來自音樂和絃，多種樂器一起奏鳴。若以「同」的觀念達到「和」，這是一種虛偽、膚淺，更是欺騙，沒有人真正能「和」了。 他說，漢族對其他少數民族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更不要說了解和認識，這是一種無知和傲慢。這背後是膚淺的現代人的霸道，即漢族要幫助少數民族實現現代化，要幫助他們脫離奴隸社會走進現代社會，這種觀念非常流行。讓人欣慰的是，如今很多大學生已開始意識到，去西藏，能從西藏的佛教高僧身上學到很多，欣賞他們的藝術，學習他們的智慧。但是政壇官員這方面的敏感度還不高。 杜維明說，公民社會的出現一定要多元化，沒有多元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民主，目前大陸缺的就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在西方語境中是civil society，這方面最有影響力的學者Edward Shils曾經寫過一篇長文，專門討論中國知識分子，也就是儒家的「士」，認為civil society的老祖宗是孔子。後來Shils退休前在芝加哥開論壇演講，說civil society的出現，最重要的三點是：文明而不是野蠻，文而不是武，民間而不是政府；而孔子充分體現了這些精神。 杜維明說，Shils認為，要了解今天意義下的知識分子和儒家提出的civil（民間）的關係。杜維明就此寫了系列文章，講到今天意義下的知識分子，只有儒家傳統中的「士」才最相契。一個有趣的故事：毛澤東學英文，一次問王海容，英文的「知識分子」是什麼？英文的「知識分子」就是intellectual。這詞來自俄文，原詞是指沙皇時代認同法國蒙、抗議政府那一批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從俄國模式看，一定要反政府，或至少要有對既得利益的抗議精神。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定義特別來自於「自由主義」，就是要和政府區分開，不然就覺得出賣了知識分子。實際上，做了官就不是知識分子，世界上可能只有俄羅斯才是這樣。法國沙特是知識分子，他反政府反得很厲害。法國著名作家安德列·馬爾羅（Andr Malraux），曾任戴高樂時代法國文化部長。哈佛教授能被美國政府請去做顧問，做助理國務卿。在德國，所有的教授都是政府聘用的，其官位和政府的官位相配。儒家的傳統更是這樣，中國的「士」就是今天意義下的知識分子，也是重視政治、參與社會的一批人。 杜維明說：「談到文化中國，有幾個重要的現代社會必須存在的中間領域，包括政府、企業、媒體、學術界，及各種不同的職業團體，這些中間領域一起對話的時刻到了。我關注的是怎樣塑造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現在有一些知識分子不關心文化，以不懂文化作為標籤，以此證明自己是自由人，這是很可怕的。」 他特別關注杭州。杭州市政府把西湖擴大了三分之一，他們要把杭州建成休閒之都，除了精緻，還要強調大氣開放，要凸顯杭州的文化素養。「我建議他們，杭州出了那麼多大文豪和國學大師，還有民族英雄。在杭州，知道岳飛的人很多，但知道國學家馬一浮的人卻很少。浙江大學成立了儒商與東亞文化研究中心，第一次開會時我們請了一些企業家來，在蔣莊的馬一浮紀念館一起讀《大學》。 杭州勝過北京之處 杭州要把各個領域的力量動員起來，現在杭州市辦了個電視節目叫《我們的圓桌》，讓企業、政府、媒體、學界的人坐下來談日常生活，論述了很深刻的問題。所以，杭州的橫向溝通非常到位，但要在北京這樣做卻很難。」 杜維明來香港參加中文大學哲學系的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講題是《面向二零一八的儒學》。他希望二零一八年世界哲學大會能在北京召開，「大會在哪兒開，就以當地語言作官方用語，宣傳品都要用中文，這是很重要的發展」。■ （實習生毛瑩、姚舜整理錄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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